作為學生最盼望的是什么？自然是放假。尤其春節一到，就意味著一場長假來臨。可是民國時期政府是不允許學校放假的，惹得學生抱怨連連。究竟是為什么不放假呢，幾千年的傳統不要了嗎？

《世紀評論》是1947年由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創辦的同人刊物。這一點，從它的作者隊伍和發刊詞中可以看出。在這兩本雜志的封面，羅列著60多位作者，其中有大家熟知的傅斯年、蕭公權、蔣廷黻、梁實秋、吳景超、冰心、潘光旦、陶孟和、文翁灝、李長之、費孝通、巫寶三、嚴中平、錢實甫等人。

春節前整理書架，看到早年從地攤上淘來的兩本雜志——《世紀評論》第一卷合訂本的上下冊，其中有一篇題為《過年》的文章引起我的興趣。

在《世紀評論》創刊號的第一頁，是該刊發刊詞，其中有這樣的表述：“我們這個小小的刊物沒有黨派的背景，沒有宣傳的作用，本著獨立不倚的精神，從事于現實問題的檢討。……自由主義，與其說它是一種主義，不如說它是一種態度，一種觀點。這種態度的特點是廣大的同情心，有接收新潮流的雅量，本著理智的指示，使政治經濟能負起現代的使命。”

從這個創刊號的目錄中，可以進一步看出該刊的基本立場和政治傾向。其中除了社論《中國需要忠實有力的在野黨》之外，還有政治學家蕭公權寫的《制憲與行憲》，經濟學家巫寶三寫的《現行外匯政策必須改變》，社會學家吳景超寫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都是關于國計民生的讜言宏論。此外還有兩個專欄，一個是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另一個是李長之的“北平通訊”。當我翻到第一卷第六期的時候，才發現這篇題為《過年》的文章。

據我所知，許多人都以“過年”為題寫過文章，其中包括魯迅、冰心和梁實秋等文化名人。相比之下，這篇文章的作者卻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記者伊弁。如果說魯迅等人的同名文章側重于主觀感受的話，那么這位記者的文章則是一種客觀事實的記錄：

這年頭，世道既不安定，生活又很困難，一般小百姓和公教人員那（哪）里還有興致，那（哪）里還有力量來“過年”。但是盡管社會上有不能過年的人，過年的積習至今還無法掃除。在若干年前，政府曾有皇皇文告廢止舊歷，不準過年。然而禁令自禁令，過年自過年。大都市的民眾在“國歷”一月一日雖然要虛應故事，在大門外掛起青天白日的國旗，在大門上貼一副變像（相）標語的春聯，而大門以內卻若無其事，照常生活。一到“農歷”的臘月，小康之家從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來，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才在筋疲力盡的情形下，結束了過年的變態生活。兩兩相形，冷暖頓見。

這里所謂“若干年前，政府曾有皇皇文告廢止舊歷，不準過年”云云，對于不大熟悉民國歷史的讀者來說，有點不知所云，所以有必要解釋一下。

1912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曾宣布廢除舊歷改用國歷（公歷），并決定把公元1912年定為中華民國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是，因為民間仍然習慣于使用農歷，仍然要把農歷正月初一當做傳統“新年”，所以袁世凱上臺以后，便把農歷正月初一即傳統“新年”改稱“春節”。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又再次頒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使用國歷、廢除農歷。為了雷厲風行貫徹這一命令，政府還規定機關、學校、商店不得在春節期間擅自放假，否則就要對相關負責人實行嚴厲的制裁和處罰。

盡管政府企圖用行政手段來制止民間過年，但是老百姓并不買賬。因此就出現了文章中所謂“禁令自禁令，過年自過年”，以及大門內外“兩兩相形，冷暖頓見”的情景。

為了印證這一情景，作者談到他在北平和成都看到的兩副有趣的春聯。北平的春聯是：

人有是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歷分新舊，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成都的春聯是：沖天物價高高漲，隔歲和平慢慢談。隨后，作者還對年關將至，物價猛漲的現象作了預測和評估。他認為這不僅取決于大眾企盼的國共和談能否實現，而且還與各地的政治動向有關。因此在文章發表之前，作者又加上了這樣的話：“在記者發稿時這一個年總算過了。下一個年呢？假如物價繼續高高漲，和平慢慢談，縱然還可以公說公有理，恐怕有許多人不能夠‘我過我的年了’。”

值得一提的是，《世紀評論》發表這篇文章之后，緊接著又刊登了傅斯年的專論——《這樣的宋子文非離開不可》。文章告誡南京國民政府，要想避免崩潰，必須反對腐敗，而反對腐敗的“第一件事便是……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臺”。

盡管民國政府是出于好意，想要廢除掉一些舊習俗。但是幾千年來春節都是這么過來的，怎能說改就改。人們辛勤勞動了一年，就盼望過年時能放幾天假，有機會和外出打工的子女團圓一下。這要廢除，人們一定是不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