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2月20日，時值歲寒，正是京城中王公高官們收取“炭敬”的繁忙時節。

這天，占領天津的八國聯軍臨時軍政府“天津都統衙門”召開第84次會議，除了討論發放救濟、變賣舊子彈、逮捕義和團、民教沖突等事項外，還專門“研究了關于當前一些華人向政府部門成員贈送禮物的問題”，并形成決議：

本委員會認為此舉應當嚴加制止。同時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員都不會接受華人除水果和鮮花以外的任何饋贈。

西方軍人所組建的臨時軍政府，在槍桿子的護衛下，在此前的腥風血雨的滌蕩后，居然也遭到了堅不可摧的中國特色的官場文化的襲擾。這段以法文記載的文字，是極少數以官方資料的形式確切記載下來的中國官場潛規則。

這個用了最有中國特色漢名“都統衙門”的臨時軍政府，從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將政權歸還給清政府代表袁世凱為止，一共召開了329次委員會會議和4次特別會議或專門會議，平均大約2-3天召開一次。會議討論通過的所有議案，制定的各項法規、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記錄在案，最后匯編為幾大本“procès-verbaux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Tientsin”(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在直隸總督袁世凱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主權時，這些會議紀要作為法律文件移交清政府。

這些官方資料，不僅成為研究八國聯軍侵華及占領期間的重要史料，也為研究在淪陷期間，華人百姓的所作所為提供了一面有意思的鏡子。

除了前文所引的拒絕送禮之外，都統衙門還對一些為八國聯軍充當翻譯的華人狐假虎威的擾民行為進行了調查和懲罰。

1900年9月28日，都統衙門獲悉，有些翻譯趁隨軍出征示威演習之機，在勝芳鎮非法獲得銀1萬兩，并存入天津匯豐銀行，便下令匯豐銀行在查清此款的合法主人之前禁止支付此款。次日，匯豐銀行工作人員復函稱未曾收到徐(Hsu)翻譯的任何存款。

英軍總司令部參謀部翻譯、福音堂的斯利蒙(J ASlimon)向都統衙門寫信舉報，二名華人謝(Hsieh)某和梁(Liang)某在一些村莊以保護為借口，騙取金錢。1900年10月13日，都統衙門責成巡捕局長下令逮捕并審判二名被告。

1900年11月16日，在都統衙門任職的俄軍上校沃羅諾沃(Woronow， p p)報告說，發現有一名姓孫的華人翻譯在東機器局附近的一個叫宜興埠(IChing Fu)的村莊向中國人勒索錢財，要求都統衙門務必逮捕此人。都統衙門將此案轉交巡捕局辦理。

這類“太君身邊的人”丑聞發生太多，以至在1900年12月28日的會議上，都統衙門干脆下令發布告諭，稱以臨時政府或軍事當局名義征斂錢財實屬詐騙。要求大家檢舉揭發，以便給予那些人應有的懲罰。

這篇告諭在1901年1月1日元旦這天張貼到了天津大街小巷：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現聞有人假充本衙門之人或充練軍勒索錢文，準該民人等前來本衙門指名稟控，派兵查拿嚴辦。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特示。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除了這些借著洋大人的牌子恫嚇同胞的事件外，都統衙門還查獲了多起華人制售假鈔案，結果發現還有美國人卷入其中。依照臨時政府的章程，它只能懲罰華人，而對于外國人，則只能送交其本國的領事處理。

在聯軍的統治下，對槍械實行了嚴格的管理，從都統衙門的會議紀要看，發現有私藏、攜帶槍械的華人，幾乎都被判處公開斬首。有一名叫梁瑞堂(Liang JuiTang)的華人，向聯軍舉報了槍械，受到了都統衙門的嘉獎，獲得獎金50元。外籍警官工作一天才2元，而華人二等巡捕日薪才0.10元，這筆獎金等于華人二等巡捕近兩年的薪資。同時，都統衙門還發給他一張準許搜查其它武器和“拳匪”的證書，相當于“聯防隊員”，雖然此證有效期只有50天，而且逮捕工作只能由巡捕進行，但也足以給予這位舉報者足夠的權力了。但十天后，此人就被聯軍當局逮捕，起因是其將“聯防隊員”證轉讓給他人，而這些人打著這張特權證件擾亂治安被巡捕抓獲。

同樣的，都統衙門也處理過一起流言危機。曾有謠傳說在聯軍放假期間可任憑各國軍人搶掠，因此社會上驚慌失措，一些人乘機販賣保護執照，都統衙門在圣誕夜這天及時發布了告諭，平息了事態。

比較有意思的是，都統衙門明智地采用了措施，對那些試圖依仗教會勢力進行漁利的教民進行了約束。

都統衙門的會議記錄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王家溝(Wang ChiaKou)的事件。1900年11月20日，這個村莊的頭面人物們向都統衙門投訴，“指控有兩名華人基督徒聲稱受臨時政府的委派在村里為教堂征集賠償損失費。訴狀還指出，在與拳匪發生的一次交戰中，從一名戰死的拳匪身上搜得4100兩白銀，現將所獲銀兩上繳臨時政府，請求處理意見。紳董們還表示了愿意資助教會的良好愿望，并提請委員會注意，村里已經向兩名比利時難民提供了援助。委員會責成漢文秘書通知這些士紳，把被控告的兩名華人基督徒帶到司法部，并把他們送交的4100兩白銀上繳臨時政府庫務司。”

兩天后，都統衙門的漢文秘書收到并向會議轉交了王家溝的書面訴狀，指出那兩名基督教徒是根據美以美會(Amecican MethodistMission)傳教士們的指示到村里索取賠款的。都統衙門倒也干脆，繼續指令將這兩名基督徒帶到司法部。

隨后，王家溝鄉紳們通過漢文秘書又提交了一份訴狀，“要求賠償因遭拳匪迫害而造成的損失”，并宣稱已經聘請日本人作為本村的代表，要求把已經資助給美以美會的1000兩白銀退回，還詢問他們此前交給都統衙門的4100兩白銀的使用情況。

都統衙門斷然拒絕了就繳獲的4100兩白銀的用處向王家溝做出說明，同時也拒絕認可日本人的代表資格，“不承認任何人作為鄉鎮代表提出支付賠償損失的問題”，并要求漢文秘書該日本人姓名告知委員會，并隨即通知日本領事館。

圖：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教民里的志愿者在向義和團開火，選自1902年版China and Allies(《中國和八國聯軍》)一書。

王家溝士紳們的反抗，顯然激怒了教會，帶著美國士兵抓捕了當地士紳，民教沖突迅速惡化。都統衙門巡捕局長嚴詞指控“美國傳教士煽動”，并要求對“傳教士的行為”進行約束。都統衙門隨即下令將王家溝士紳們轉到法庭。

王家溝民教沖突的后續情況，在都統衙門的會議記錄沒有記載。但當時北京外交使團接到了指令，“要求友好地解決賠償事宜”，估計此事應該和平處理了。

清末的不少社會矛盾，都是由民教沖突引發，所謂的教民中，不少是為利所驅而入教，多有依仗洋人的勢力欺壓鄉里的情節，西方不少傳教士、外交官也看到了這點，但民教矛盾的激化，反而容易成為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謀取更大利益的借口，因此西方在此實行了雙重標準，放任教民。而到了八國聯軍自己治理天津的時候，對類似的事件卻基本采取了公平的處理，以期打造其治下的“和諧社會”。

八國聯軍對天津的占領，是中國百姓第一次近距離地與西方占領軍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中(此前的中外沖突，西方軍隊并未在占領地建立臨時政府)，客觀地說，不僅是中國的習俗、文化在經受來自西方的挑戰，也是西方的理念、行為模式接受東方的挑戰。這些文化、制度上的激烈碰撞，在都統衙門的會議紀要中留下了不少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