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帝朱棣為什么不顧解縉反對堅決要攻打越南？

永樂二年(1404年)，解縉晉升為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為內閣首輔，這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時。朱棣曾經召見解縉等人說：“你們七人朝夕相處，我經常在宮中稱贊你們的勤勉謹慎。往往最初容易謹慎，而最終仍然能保持下去的則很難，希望你們能夠共勉。”于是各賜五品官服等。恰逢立春時，朱棣賜其等金綺衣，與尚書地位相同。此后內閣進言，朱棣均虛心采納。

永樂四年七月，大明王朝的藩屬國安南，就是今天的北部越南，宣布反叛。

我們知道，越南這個國家，本是“中國的第一個南下干部”——秦朝嶺南縣令趙佗開創。在歷史上被稱南越、安南，是中國傳統的藩屬國，中國是越南的宗主國，越南國王要接受宗主國冊封。

但是這個安南反復無常，對宗主國經常搞些服了又叛，叛了又降的把戲。到了永樂初期，它故伎重演，又開始反叛了，宣布脫離大明這個宗主國。

怎么辦呢？朱棣傾向堅決討伐。派兵收復安南。

朱棣為什么堅決要打呢？這和他的性格有關。在對外政策方面，可以說朱棣比他老爹還強硬。說打就打，而且動不動就親征。朱棣一生曾親征蒙古無數次。而小小安南，難道比蒙古還難對付？朱棣不信邪。

皇帝決定打了。識相的大臣們一般會隨聲附和。然而，作為內閣首輔，解縉卻和皇帝唱起了對臺戲，主撫安南。解縉說，對安南這樣的藩屬國，不要動輒使用軍事手段，還是用外交和政治手段解決問題更為合適。

他的理由在哪里呢？

解縉這么說，還真不是信口開河，存心和皇帝作對。作為一個學者型官員，解縉對安南人文地理很有研究。在古代，越南與中國的關系比日本還要近——或為中國的藩屬國，或為中國一部分。兩國的文化有不少大同小異之處，但民風卻有很大差異。越南民風明顯比中國彪悍。

從生存環境而言，越南雖然不是“草原部落”，但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為生存廝殺爭斗激烈程度不亞于草原部落。舉國抗戰、全民皆兵——越南這些特點，與“草原部落”特點差不多。大凡草原部落，一般奉行兩種法則，一是叢林法則，好戰，認同弱肉強食。二是實用法則，見利忘義。反復無常，不念舊恩。

解縉看透安南文化——好戰忘義。覺得安南叛服無常，即使鎮壓下去，也會再起波瀾。于是力勸皇帝“攻心為上”“懷柔遠人”“崇德抑武”，“宜安撫為由”，不要輕率出兵。

朱棣完全不聽解縉的意見。以為其是儒生之見，太過溫柔。雄武好戰的朱棣，迅速派出強將，實行大軍壓境，安南叛亂很快于永樂五年(1407年)初被初步平定。朱棣當即詔告天下，改安南為交趾，設三司布控，至此，安南回歸中國，正式成為中國的一省。為了這個交趾新省的重建，朝廷要抽調一批廣西官員，派往交趾任職，這樣一來，廣西就出現了大量的官員空位，需要中央選派官員補人任。

朱棣第一想到的就是解縉。對解縉勸諫罷兵十分惱怒，這次平叛正想殺殺解縉的銳氣，此前其又卷入皇室爭斗，挑撥皇帝父子關系。所以，教訓才子的時候到了。他宣布，任命解縉為廣西布政使右參議，調離京城。這次調職，朱棣是頗有心計盤算的，為了不傷天下士子之心，采用“明升暗降”之術。雖為貶謫，解縉卻是從朝廷五品官階遷變為行省從四品官，級別不但沒降，反而升了半品。當然，不排除這樣的處置，包含著朱棣對解縉的復雜情感，實際上他這一次并不想把才子置于死地，只是要把解縉在朝廷的官位罷黜，逐出宮廷去易地為官，讓自己眼不見心不煩，以免在朝廷這個漩渦中再引發事端。

從永樂元年到永樂五年初，解縉這顆明星僅僅在永樂朝閃亮了4年多，就又一次跌落人生的低谷，這個滿腹經綸的才子，再次失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