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之戰是元朝統治者消滅南宋政權的一次重要戰役，是中國歷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關鍵一戰。這次戰役從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將阿術進攻襄陽的安陽灘之戰開始，中經宋呂文煥反包圍戰，張貴張順援襄之戰，龍尾洲之戰和樊城之戰，終因孤城無援，咸淳九年(1273年)呂文煥力竭降元，歷時近6年。

早在窩闊臺滅金的過程中，蒙古貴族就已展開了對南宋的侵掠。但由于江南人民的奮起反抗，直到1271年元朝建號時，南宋王朝依然偏安在江南。不過，這時的南宋小朝廷已經日益衰朽，兵疲財潰，勢在滅亡了。襄樊之戰是南宋與蒙古之間的一場決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戰爭，也是元朝統治者滅亡南宋統一中國的一次重要戰役，對南宋而言，襄樊失守，長江中上游門戶洞開，南宋的防御體系被突破，長江天險已經不能阻擋元軍的前進;對元朝而言，占領襄樊，元軍乘勝自兩湖長驅南下，加速了元朝統一中國的進程。要完整認識這段歷史，就應尋根溯源，從戰爭入手，深入分析其勝敗原因，以之為鑒明得失。

一、襄樊之戰的背景

1234年當蒙古借助南宋的力量滅亡金朝后，并沒有按照原來的協議把黃河以南的土地交給南宋。同年南宋軍隊發起了所謂的“端平入洛”之戰，北上收復汴京等地，宋軍在軍事上未做充分準備，糧食又不繼，狼狽敗回，這次戰爭揭開了蒙古與南宋戰爭的序幕。接著蒙古軍隊橫掃大西南，當吐蕃、大理相繼歸附蒙古之后，除東邊的大海外，蒙古已從南、北、西三面對南宋構成戰略包圍。

此時蒙古統治者認為攻宋時機已經成熟，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在1259年，蒙哥在進攻合州釣魚城時被宋軍炮石擊中，死于軍中。蒙軍敗退。此時忽必烈軍事上也陷入了困境，同時為了北歸爭奪汗位也無意南征。而此時南宋宰相賈似道督大軍援鄂，不敢戰，使人求和，許稱臣，劃江為界。忽必烈借機罷兵北歸。南宋與蒙古在江淮一帶保持對峙局面。

忽必烈時期，對宋戰爭的進攻重點改為襄樊，實現了由川蜀戰場向荊襄戰場的轉變。南宋襄樊地處南陽盆地南端，襄陽和樊城南北夾漢水互為依存，跨連荊豫，控扼南北。所謂“西臨關陜，可以召將士;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地勢十分險要，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軍隊的邊陲重鎮。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將劉整進策說：“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算正統。”劉整還向忽必烈進獻攻滅南宋策略，先攻襄陽，撤其捍蔽，他認為南宋如果“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得”，劉整的“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的建議為忽必烈所采納，宋元戰爭進入了元軍對南宋戰略進攻的新階段。

二、襄樊之戰過程及結果

1261年潼川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劉整以瀘州十五郡叛宋降于蒙古，忽必烈以劉整為督元帥。1262年兀良合臺子阿術統領南征蒙、漢諸軍。在忽必烈結束汗位之爭，穩定內部之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忽必烈根據劉整的建議，開始實施對襄陽的戰略包圍。王夫之有一段分析，有助于衡估襄、樊的軍事地理價值：“江東之險在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游。恃大江者非恃，棄上游者棄其所依”。正如元將郭侃所說：“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元軍從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起全力以赴攻襄、樊，動員了十萬以上的兵力，每年在襄、樊消耗的軍費約為全部財政收入的一半。其主要戰略部署分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建立陸路據點，作為攻宋的根據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據劉整建議，遣使以玉帶賄賂南宋荊湖制置使呂文德，請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場，呂文德應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盜賊、保護貨物為名，要求在襄樊外圍筑造土墻，目光短淺的呂文德竟然同意。于是蒙古人在襄樊東南的鹿門山修筑土墻，內建堡壘，建立了包圍襄樊的第一個據點。咸淳四年(1268年)，蒙將阿術在襄樊東南鹿門堡和東北白河城修筑堡壘，切斷了援襄宋軍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將史天澤在襄樊西部的萬山包百丈山筑長圍，又在南面的峴山、虎頭山筑城，連接諸堡，完全切斷了襄陽與西北、東南的聯系，并建立起長期圍困襄樊的據點，使襄陽與外界的聯系完全中斷，襄樊成為一座孤城，至此，元軍完成了對襄陽的全面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