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評說漢朝，多以“內用黃老，外用儒術”總結。我覺得這話有道理。漢初的局面有點小百家的樣子。前文說過的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陸賈，都注重在筆頭上練點功夫，于是“文學彬彬稍進”，文化活動稍得到復興。為始皇帝禁錮的《詩》、《書》在民間也時有發現。“文學”在古代是指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范圍比現今所稱的文學為廣。

劉邦手下，蕭何刀筆吏出身，可算法家，叔孫通、陸賈是儒家，陳平、曹參自然是道家。《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顯然是個人才濟濟小百家的局面。而曹參的“薦蓋公言黃老”，成為漢初用黃老思想的第一個倡導者。

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神龍一流的人物，我說這話是百分之一百的敬畏。老先生們如三青山上的云氣似的縹緲不可捉摸，身份地位不詳，籍貫室家不詳，高矮胖瘦不詳，隱然民間，可聞而不可見，卻又如月色的反光，雖不能自身建業垂名，卻可以假借高徒之手，四兩而撥千斤，對歷史的未來施加巨大的影響。圯上老人之看中張良，蓋公之教授曹參，比比皆是。

蓋公自然是神龍，其人身世隱在歷史之后，只知道他的學派主修道家。蘇軾為膠西太守時，就多方尋覓他的墳墓、子孫后人，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做蓋公堂，撰《蓋公堂記》，聊表心思。

史書上說，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樂瑕公、樂臣公皆是名將樂毅后人。(《史記·樂毅列傳》)當時，曹參任齊相，曾請來很多名儒巨學求教安邦治國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張都不一樣。他聽說膠西有位大學者叫蓋公，就向他請教。蓋公給他點撥說：“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曹參用此思想治齊取得成功，而后繼蕭何成為惠帝的相國，把無為思想帶到廟堂，因此演繹了“蕭規曹隨”的美名。黃老政治推行的結果是，人口增長，財富增加，地方糧倉爆滿，國家糧倉因存糧太多以致霉變，庫存的錢因為長期不動用，串錢的繩子都被蟲蛀斷。史書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罰罕用”、“天下晏然”。

用“黃老”的思想，在歷代帝王中，突出的例子是朱元璋。明太祖讀《道德經》很有心得，說“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術也”。認為道家并不是閑云野鶴、餐風飲露、煉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國家經驗在里面。他在親自撰寫的《道德經序》中深有感觸地說，自即位以來，對前代哲王的治國之道一無所知，心里很是著急(宵晝遑遑)，于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天偶然讀到《道德經》，見書上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早上十人被殺，晚上仍有百人鋌而走險，這豈不是和經書所說的一樣？于是罷極刑，而改為勞動改造。

野史上說，朱元璋一次獨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題了一首墨跡未干的詩，勸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氣些。作為故事來聽，自然有趣，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說，實是受道家的影響。而把思想收編到儒家上來，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漢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這可是歷史上極重大的事，直接影響了往后幾千年的文化歷史，史家多以“禁錮思想”一說來認為此政策提出的負面性。已歸道山的柏楊(先生千古)就說：“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開始夕陽西下。”我卻不這樣認為。

百家爭鳴，也就是六國的多辯士。這和封建時代的用人制度有關。封建時代，從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襲，龍生龍，鳳生鳳，一般的讀書人想參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薦與游說。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說，情形有點像現在的推銷員。張儀一次遭毒打后，回家問妻子，我的舌頭在嗎。回答說，在。張儀說，這就好辦。韓非舌間功夫不強，口吃得厲害，只得以書面上陳見解，錯過了與嬴政的見面，因而見殺，這不是韓非的錯，這有歷史的因緣在里面。

而漢的察舉、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舉，是把布衣讀書人的入仕之途全面開放了，只要有本事，考個進士，自然不愁無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沒有必要遑遑然如喪家之犬。

歷史之所以選擇儒家，自當有其選擇的理由。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說：“至秦漢以后，中國學術大致歸宗于儒家，此非各家盡被排斥之謂，實是后起儒家能薈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義，將之盡行吸收，融會為一。故在先秦時，盡有百家爭鳴，而秦漢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獨行其道。按諸實際，殊不盡然。此因中國學術精神，乃以社會人群之一人事問題的實際措施為其主要對象，此亦為中國學術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

錢穆先生持此說，是有理有據的。班固就認為，諸子之說雖然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但合其要歸，也是六經之支與流裔，源頭都可以歸到六經上來。換句話說，儒家在吸納的過程中其學術思想是優于各家的，此即歷史獨青儒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