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江西吉州廬陵(今屬江西吉安)人，宋末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抗元名臣，與陸秀夫、張世杰并稱為“宋末三杰”。

這些年來，翻案風盛行，史有定論的善惡忠奸常常被一些學者的所謂研究推翻，再加上媒體大肆宣揚，經(jīng)常出現(xiàn)黑白顛倒的事情。最近的例子是有學者提出，在宋元易代之際，文天祥和謝枋得實際上都不是出于對民族的忠誠，而是對宋朝皇恩的報答，所以才一個慷慨赴死，一個隱居不出。甚至還從文天祥在幽囚之中所寫的詩里找出種種證據(jù)，以證明文天祥并不想死，而是存有幻想的。他的一個理由是，文天祥多次自殺，卻都未死，只能說明他不是真想死。所以，文天祥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之所以成為民族英雄，是因為現(xiàn)代人根據(jù)自己的民族主義想象重新解釋出來的。

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天祥到底算不算民族英雄，另一個是文天祥多次自殺未成，是否意味著文天祥其實是不想死的？

先來看第二個問題。

直到組織義軍入京勤王之前，文天祥的官階并不高。但在蒙元軍隊大舉進犯之時，各地官員紛紛首鼠兩端，作壁上觀，只有文天祥與張世杰分別組織義軍趕到了京城臨安一帶，協(xié)助防御。這樣，他就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元軍已經(jīng)迫近臨安，原來的左右丞相先后逃走，雖然朝廷決議投降，也沒有夠資格的大臣出城負責和談，所以文天祥才被任命為丞相，這顯然是為了談判的方便。他到元軍軍營后即被扣留，一直投降完成后，他才在被解往大都時中途找到機會逃走，一路經(jīng)歷各種艱難險阻，最后趕到福建，追上繼立的朝廷，繼續(xù)擔任丞相。當時逃亡中的小朝廷已經(jīng)沒有多少正規(guī)軍隊，文天祥又奉命到福建、江西、廣東一帶召集義軍。義軍組織起來后，初期頗為順利，從廣東梅州一帶出發(fā)，恢復了贛南，聲勢不小，但很快元軍就開始組織大規(guī)模進攻，文天祥兵敗被俘。他先被押往廣州，再轉(zhuǎn)送大都，先后被關押了三年多，元世祖忽必烈派過許多人前去勸降，甚至連被俘的南宋小皇帝也被派去了，又許以高官厚祿，文天祥卻始終堅貞不屈，最后慷慨赴死。

可以說，文天祥的一生中，最精彩也最為史書和后人所稱道的，正是他從起兵勤王到最終從容就義這段時間，前后只有七年。但這七年間，他的人生大起大落，在別人都觀望不前的時候，他明知靠毫無訓練的義軍根本無力回天，卻依然堅決趕赴京城做最后的努力;被俘后又歷經(jīng)艱難險阻，終于成功脫身，重新回到小朝廷，并組織起了抗元義軍;再次被俘后堅拒不降，最終以身殉國。雖然沒有成功，但節(jié)義雙全，足為后世師。

由于之前的傳奇經(jīng)歷，文天祥在當時被視為抗元的旗幟性人物。元軍在把他從廣州押往大都時，沿途需要經(jīng)過廣東、江西等地，各地都有傳言說，有義軍要解救文天祥，甚至有人以救他的名義聯(lián)絡各地義軍，堅持抗元斗爭。所以，元軍高度緊張，押解過程中始終是高度戒備的。也正是因為文天祥在南方原南宋統(tǒng)治區(qū)域的崇高聲望，深通漢族文化的元世祖忽必烈認為，只有讓文天祥投降，才能讓各地老百姓徹底認識到，對抗元活動完全死心。文天祥當然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很清楚，他在監(jiān)獄里堅拒不降，就是對各地抗元活動的支援。這當然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斗爭形式——在革命年代，共產(chǎn)黨同樣不倡導被俘的指戰(zhàn)員自殺，而是鼓勵他們在獄中堅持與敵人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著名的秦基偉將軍就曾在西路軍兵敗后被俘。

相比于自殺這種一了百了的方式，在監(jiān)獄里堅持斗爭，需要面對前來勸降的各種人等和威逼利誘，又要和艱苦的生存環(huán)境作斗爭，其難度要比自殺更大，也更折磨人，當然也就更需要智慧。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天祥活著比自殺更難，他活下去的意志的堅定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所得到的各種消息。只要他知道外面還有人在堅持斗爭，他就會堅決活下去，如果他很長時間聽不到外界的消息，在監(jiān)獄這種與世隔絕的環(huán)境里，情緒上可能會轉(zhuǎn)向低沉，這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這種斗爭不可能總是凜然大義，在必要的時候也需要與敵人周旋。

忽必烈一直對文天祥十分重視，所以經(jīng)常派人去勸降的同時，也經(jīng)常關照要主意保護他的安全，既不要讓人劫走，也不要在監(jiān)獄里突然死亡。總的來說，在最后下決心殺掉文天祥之前，忽必烈對他都還不錯。也正因此，文天祥對忽必烈的勸降的拒絕有時候會顯得十分委婉、禮貌。而這在有些人看來，就成了意志不堅定，思想動搖。

再來說第二個問題，即是不是民族英雄的問題。

確實，中國傳統(tǒng)上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只有“文化中國”的觀念，“華夏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華夏則華夏之”，更加注重的是文化，而非種族。臣子對君主的忠誠，一般基于“忠臣不事二主”這樣的道德信條，所以，不光文天祥不肯降元，即使在更早的時候，改朝換代的政權是漢族政權，也同樣有守節(jié)不仕的例子。所以，在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也有不少漢族士大夫為他們的君王盡心竭力，在兩宋時期，北方的遼和金也吸收了大量漢族士大夫，蒙元也一樣。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觀念支配下的士大夫們的效忠對象既是君主，也是國家。君主是國家的人格化象征，效忠國家就要效忠君主，效忠君主就是效忠國家。而當君主背叛了自己的國家時，臣子就只能選擇繼續(xù)效忠于國家。所以，即使忽必烈派已經(jīng)投降的南宋恭帝前去勸降，文天祥也沒有投降。

但即使今天人們習慣上所說的民族英雄，也并非狹義上的民族主義者，不單是漢民族的民族英雄，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英雄。他留給人們的不是他的事業(yè)，而是他對國家的這份忠誠。這種忠誠，在“朕即國家”的時代，可以被理解為對君主的忠誠，在民族國家的時代，被視為民族英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元朝所修的《宋史》也并未因為文天祥不投降而貶低他，反而對他的這種精神大加褒揚，“觀其從容伏質(zhì)，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進士，進士莫盛于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最后還需要提到的是，這些年來以“尋求歷史真相”為名為歷史上的奸佞翻案、對忠臣義士百般詆毀蔚為大觀，而這種風氣背后，難道沒有隱藏著某種政治目的？如果說近現(xiàn)代民族國家興起以來，中國人的歷史敘述中隊文天祥這樣的人進行了政治化的解釋，那么今天的解構難道不是政治化的？古人常說，研究歷史需要史識和史德。今天這種解構類似岳飛和文天祥這樣已經(jīng)被人們當作道德楷模膜拜了近千年的英雄人物，正是沒有史識和史德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