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史”同“八書”作比較。“二史”出于“八書”，但又在許多方面不同于“八書”，除了上面講的兩點以外，還表現在：

第一，內容上有增刪之別。“二史”對于“八書”的增與刪，有利也有弊。其所刪部分，多是皇帝冊文、詔令，大臣奏議、文章，從而使史文緊湊、醒目，可讀性強，這是利的方面。但是“二史”也刪去了“八書”中的一些重要史實。這是弊的方面。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雜史中的預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這是弊的方面。但李延壽撰寫“二史”，參考的書籍比較多，因而增加了“八書”中原來所沒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擴大了某些人物傳記的篇幅，甚至還增寫了一些人物傳記。這是利的方面。可見，在增刪問題上，“二史”與“八書”各有得失，不能作簡單的看待。

第二，書法上有曲直之分。南北朝時期人們作史，因多所忌諱而形成曲筆者甚多。《南史》《北史》對這些曲筆有不少改正。如魏收在北齊文宣帝高洋時撰《魏書》，凡事涉高洋父親高歡在東魏所作所為時，多曲為回護;《北史》對此大多據實直書，予以改正。《梁書》《陳書》雖是姚思廉撰成于唐初，但因部分史稿系繼承其父姚察舊作，而姚察又多據梁、陳史官所錄，故曲筆也不少。如《梁書》對臨川王蕭宏大加褒美，稱贊他“性寬和篤厚”，“時稱其長者”;而《南史》則揭露他是個品行低劣、恣意聚斂、貪生怕死之徒。《南史》改正《陳書》曲筆之處更多，“使奸惡不能藏匿”。當然，“二史”亦并非完全沒有曲筆，但總的來看，在書法的曲直上“二史”是勝過“八書”的。

第三，文字上有繁簡之異。“八書”共五百三十七卷，“二史”只有一百八十卷，僅占原書卷數三分之一。這是李延壽“刪落釀辭”、“敘事簡勁”的長處。《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稱贊《南史》《北史》“敘事簡勁，比于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堪為“近世之佳史”，并認為陳壽之后，只有李延壽可以與之相比擬。正因為如此，“二史”比“八書”流傳廣、影響大。北宋以前，“八書”中有的頗多散失，而“二史”卻完整地保存下來，就是最好的證明。

李延壽自序說他補充的史料很多出于當時的“雜史”，即所謂“小說短書”，故事性較強，且多口語材料，增補入傳，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更能反映當時真實情況。這類資料在南史的何佟之傳，北史的東魏孝靜帝紀、高昂傳、斛律金傳、李稚廉傳、尒朱榮傳中都可以發現。但因此也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謠言讖語、戲謔笑料，這又是它的嚴重缺點。總之，南北史就史料的豐富完整來說，不加八書，但也不乏勝過八書的地方。作為研究南北朝歷史的資料，可以和八書互相補充，而不可以偏廢。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顯的缺點，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頌帝王將相方面，在誣蔑人民起義方面，在宣揚祥瑞災異、神怪荒誕之說方面，散布了許多封建主義思想和唯心主義歷史觀點。不僅“二史”如此，“八書”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盡相同罷了。這是我們在閱讀“八書”、“二史”時不能不注意的。

以“二史”與“八書”相比，不是說“二史”可以代替“八書”，或者相反，那都不是正確的態度。在“二史”與“八書”的關系的問題上，正確的看法應當是：

(一)對于“二史”和“八書”撰述的歷史條件的不同，對于它們的作者在思想上的異趣，以及它們在材料運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區別，都應根據實際情況來分析、說明;(二)“二史”和“八書”在反映南北朝時期歷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傳播這一時期的歷史知識方面，各自都有貢獻，都有應當受到重視的理由和根據，我們不應在它們之間進行抑揚和褒貶;

(三)對“二史”和“八書”作比較，目的在于總結和說明它們的特點和優點，以便更好地認識它們，運用它們所提供的而又確實經過我們鑒別的歷史知識為今天的社會實踐服務。讀“八書”、“二史”如此，讀其他史書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