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本站于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小編失誤在“孫銘九”三個字上方引用了愛國將領王玉瓚先生的圖片。為此我們已經刪除此前的文章并向老將軍家屬道歉。之后一直有很多網站沿用了這一錯誤，也一并致歉。現鄭重聲明，任何人不得使用帶有360常識網水印的王玉瓚照片！

王玉瓚，字寶珩，1896年生，遼寧黑山縣人。1914年參加東北軍，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少校副官、上校營長、副旅長等職。1929年入東北講武堂第九期學習，畢業時因其優異成績被張學良將軍調至身邊工作。王玉瓚先生為張學良衛隊的第一營營長、華清池捉蔣的第一功臣。西安事變后中國由國內戰爭走向聯合抗日，王玉瓚先生功不可沒。讓我們向逝去的英雄致以崇高敬意！

在華清池后山，蔣介石被捉的地方，建有一個紀念亭，現被稱為“兵諫亭”。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驪山腳下的槍聲，拉開了西安事變的帷幕，但時至今日，華清池“捉蔣”經過在史書、報刊、影視作品、歷史教科書上，乃至專家講述“西安事變”時，仍采用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引用的孫銘九當年的說法，以致以訛傳訛。那么，歷史真相究竟如何？

華清池“捉蔣”經過為何撲朔迷離？

1984年春天，王玉瓚先生去世的時候，幾乎沒人知道這位年近九秩的老人，竟是當年西安事變打響捉蔣第一槍的“西北剿匪總部”衛隊第一營營長。

此前，關于華清池“捉蔣”的細節，眾說紛紜。衛隊第二營營長孫銘九在眾多史書的描寫中，成為率兵打進華清池頭道門并活捉蔣介石的“英雄”。但這一說法長期以來得到許多人的質疑。爭議的最大焦點是，華清池打響捉蔣第一槍的人，到底是誰？

直到1981年，在全國政協文史辦舉行的“關于華清池捉蔣及二·二事件座談會”上，與會諸多當事人才撥去歷史的重重迷霧，認定最先攻進華清池二道門內蔣介石所住五間廳的是衛隊一營的加強連。即是說，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是王玉瓚。

西安事變紀念館中陳列的王玉瓚照片及其說明

這一結論及其論證過程，長久以來外界所知甚少。近日，王玉瓚的三子、吉林大學教授王文成先生向我們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通過他提供的鮮為人知的材料，我們試圖還原出一個最接近歷史真相的西安事變華清池“捉蔣”過程。

華清池“捉蔣”的具體經過

“要抓活的，不許打死他！”

1936年，蔣介石在10月底和12月初兩次由洛陽到西安，均住在華清池二道門內的五間廳。蔣隨身僅有二三十名侍衛，負責華清池二道門以內及住處五間廳的守衛。華清池的頭道門即大門兩次均由時任“西北剿匪總部”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守衛。

事變前一天，即12月11日下午4時許，張學良從華清池頭道門出來，王玉瓚正在門口帶兵執勤，張說：“王營長，跟我回城里去(指他在城里的張公館)”。王玉瓚隨即開著三輪摩托跟在張的汽車之后進了西安城。

張學良公館在靠近朝陽門的金家巷一號院內。王玉瓚下車后，站在院中候命。張學良對王說：“來！”王跟隨張走進客廳時，沒有關門。張壓低聲音說：“關上門”。

張用十分嚴峻的眼光上下打量著王玉瓚，說“我命令你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要抓活的，不許打死他！”王玉瓚在震驚之后回答說：“蔣的侍衛只二三十人，華清池外的憲兵也不過幾十人，我帶步、騎兩個連300多人去，保證完成任務！”

張以沉重的聲音說道：“明天，是我死、是你死都說不定。我們都要有準備，做好部署。你和孫銘九要互相配合，把事情辦好。你營是華清池頭道門守衛者，應先行動！”并囑咐道：“你們要改穿藍色軍衣，以便打起來能跟蔣的侍衛穿的黃色軍裝區別開。具體事情由譚海副官告訴你。”王玉瓚退出客廳，譚海對他說：“開始時間定在明天拂曉，你先換衣服吧！”王當晚沒有回家，一直在譚海辦公室內。

12日凌晨2時，王玉瓚騎摩托車先到東郊十里鋪，向一營騎兵連長傳達了捉蔣命令，并令他們包圍華清池外圍，逮捕一切外逃人員;然后，到灞橋鎮，命令手槍排長金萬普帶全排士兵迅速趕到華清池參加捉蔣。

王隨即趕回華清池，部署捉蔣任務。有人問：“我們一個班與蔣的憲兵隊住里外屋，怎么辦？”王說：“先下掉他們的槍，派人看守，不許他們出屋！”

一切安排妥當后，王帶領一連連長王世民及當晚在頭道門值勤的排長馬體玉等一連戰士，進入頭道門。當趁夜色悄悄摸向二道門時，留在大門外的戰士就開始裝子彈。王擔心驚動二道門內蔣的衛士，就小聲對馬體玉說：“讓他們先別上子彈，聽我槍響，再動作來得及。”

大約凌晨4時許，王在二道門前見蔣的一個哨兵來回走動。王見時機已到，就舉槍連打三槍。第一槍就把這個哨兵打倒了，隨即率王世民等一營戰士沖進二道門。蔣的衛士長慌張地跑出來喊：“什么事？什么事？”，又被打倒。蔣的衛士隨即出來抵抗，雙方展開了槍戰。此時，衛隊二營孫銘九部的50余人，才趕到二道門內加入戰斗。孫銘九營于10日晚駐扎到灞橋鎮。

孫銘九

王玉瓚與王世民沖到五間廳門前的平臺上，看到蔣住的三號廳的門虛掩著，就闖進臥室。發現床上沒人，掀開被子，察看床底，均不見人，王看見蔣的黑斗蓬還掛在衣架上。王意識到蔣逃跑了，心急如焚，急令官兵四處搜索。

此時，一營手槍排戰士石志中跑來報告，后墻腳下發現一只鞋。這表明蔣可能已越墻逃上后面的驪山。于是，王帶一營從左側搜山，孫銘九則帶二營從右側搜山。此時天已微亮，滿山都是捉蔣的官兵。

隨后，一營手槍排班長劉允政等人，在距五間廳500米左右的半山腰一塊大石后的亂草叢中，發現了蔣。劉大聲喊：“委員長在那兒！委員長在那兒！”

這時，兩營官兵一齊跑過去，把蔣架下了山。蔣坐在公路上，一身古銅色綢袍，光頭赤腳，狠狽不堪。他連聲問：“張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大家把蔣塞進一輛小汽車里，由譚海等人押送到西安城里的新城大樓，那是張、楊兩將軍的臨時指揮部。

真相緣何得以查清

王玉瓚因捉蔣有功，受張學良副司令嘉獎5000元，并晉升為15旅43團團長。“盧溝橋事變”后，王奉命開赴華北戰場抗日。在淞滬會戰中，奉命率部阻擊從杭州灣登陸南下的日寇，晉升為副旅長。此后，王無奈地離開了因西安事變而被蔣介石瓦解的東北軍。1949年，王玉瓚在云南任第二十三臨時教養院院長時，率部隨云南省主席盧漢起義后，返回東北原籍。

1979年，王玉瓚在報紙上看到孫銘九撰寫的關于捉蔣的文章，做為親手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的人，王玉瓚深感有必要站出來澄清真相。于是，便給全國人大葉劍英委員長寫了一封長達6千字的信，因為葉劍英曾陪同周恩來在西安張公館與張學良以及參與捉蔣的軍官座談過，王玉瓚也在座。

葉劍英很快把信批轉并責成遼寧省委“速辦”。遼寧省委書記批示“請撫順市委調處”，并派秘書專程赴撫順催辦(王玉瓚當時住在其長子所在的撫順)。兩位外調員歷時3個半月，行程8700公里，查證了22個線索。

1979年底，組織上根據王曾參加過西安事變、抗日淞滬會戰和云南起義的事實，對其做出了“愛國、正義、有功”的結論。兩個月后，王被增補為遼寧省政協委員，后選為常委。

西安 華清池(西安事變舊址)

1981年，應全國政協之邀，王玉瓚參加了“紀念西安事變45周年”活動。此間，應邀參加了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西安事變史編輯組專門召開的“關于華清池捉蔣和二·二事件座談會”。

這次會議由全國政協文史辦副主任、西安事變編輯組組長張魁堂主持，主要是澄清西安事變捉蔣的細節以及“二·二事件”。會上，王玉瓚講述了捉蔣的全過程。

通過面對面的核實，澄清了長期以來撲朔迷離的捉蔣過程真相。會后，張魁堂發表了文章《臨潼捉蔣史實全貌已基本查清》，文中肯定了“守衛華清池大門的是衛隊一營的一個加強連”等重要事實。

張魁堂特別寫道：“如果臨潼扣蔣的部署真像孫銘九所述的那樣簡單，就讓孫率幾十人一沖完事，既不顧友鄰部隊，也不怕蔣突圍逃跑，那將置張學良將軍于何地？這樣一件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就簡單地交由孫銘九一人帶幾十人去辦，豈不是視同兒戲？哪里還像一個久經疆場的30萬大軍的統帥？”文章最后結論性地寫道：“經過編輯組反復核實，臨潼扣蔣的主要情況和參與人員清楚了。歷史事實俱在，誰也不能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