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官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其嚴格的內涵定義。但若是換個說法，“官倒”就很多人都深刻地銘記著數十年前一些令人痛恨的現象。據查有關資料，“官倒”主要是指國家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違反工商管理法規，進行投機倒把的活動。因而，“官倒”成為人們十分痛恨的一種官員腐敗行為，就絲毫也不奇怪了。

盡管嚴格地說，“官商”與“官倒”有些不同，但就其本質看，“官倒”不過是“官商”的一種表現形式，后者是前者的發展與延續。我們都知道，“官商”現象，是權力與商業相結合的產物，是權力被尋租、被拍賣、被商品化的特殊形式。究其不良后果與惡劣影響，對國家事業、政治清明、官風端正、社會穩定、群眾基礎等，都有不可估量的損害。因此，對它的淵源加以探討，似乎還是很有必要的。據相關史料記載，“官商”并非源于今日，在我國明代，就有了所謂“官商”的形式----皇店。

何謂皇店？主要是指為皇室經商的商號。在我國歷史上，有不少皇帝都指使手下的太監或官吏經商開店，這些皇家店鋪資本雄厚，貨源充足，不僅可以權謀私，招攬生意，又不需稅賦上繳，所有凈得都填入腰包，皇家坐收漁利，儼然是名副其實的“官商”和“皇店”。至于它起源于何朝何代，我們無法推論，只是在明朝萬歷年間的太監劉若惠在其所著的《酌中志》中，見到了披露的一些皇店情況。

明萬歷年間，北京的皇店有6家，由“提督太監”主掌，每年所征白銀“約數萬兩”，“除正項進御外，余者皆提督內臣公用”。皇店每年所進貨物十分驚人：“每年販來貂皮約1萬余張，各種布匹140萬匹，棉花約6000包。其中，從浙江紹興進茶約1萬箱，還有豬50萬頭，羊約30萬只等”。顯然，這些除少部分供皇室享用外，多數均賣出，這種大規模的倒買倒賣，利用權力權勢操縱價格，低進高出，牟取暴利，中飽私囊，比之今日隱性的“官商”絲毫不遜色。

另有資料顯示，清朝尤其是清末時，皇店有增無減，并且發展到最賺錢的金融業，譬如開錢莊等。如北京東西牌樓附近的“四大恒”錢莊，據《清宮記事》所稱，就是慈禧名下的產業。“四大恒”按《道咸以來朝野雜記》所載，指恒和、恒興、恒利、恒源四家錢莊。這四家大錢莊“資本雄厚，市面繁榮蕭索與其有關系”。因“四恒”的主要股東是慈禧，所以其還承擔捐納和向宮廷的匯兌業務，可謂財源茂盛。后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僅“四恒”的銀子就搶了3天，足見銀子之多。后來，“四恒”相繼倒閉之后，慈禧又指使李蓮英買下了泰源銀號，繼續控制京城的金融業。充分說明在晚清，從事金融投機業，要遠比經營一般的皇店更加有利可圖，更加財源廣進。可惜的是，這些做法，既坑了國家，也苦了百姓。

前些年，“官商”以“官倒”的形式，風靡全國，蔓延各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也激起了民眾的極度不滿。后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的大力整治，情況好了許多。但如今是否已經徹底鏟除了其生長的土壤、根絕了其存在的市場呢？估計情況不容樂觀。雖說國家三令五申強調不許機關辦實體、不能公務員經商，但現實中依舊有“紅頂子”商人存在，他們或通過私下渠道參與投資入股，或名正言順辦服務中心，甚至采取特殊門路搖身一變，使某些商人得以參政議政，其實還是“換湯不換藥”的“官商”現象。

反腐倡廉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權力與利益相結合，權力與私欲相糾葛，產生腐敗行為就是遲早的問題。腐敗，廣義上說是行為主體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職權或偏離公共職責的權利變異現象;狹義上說，泛指國家公職人員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權力的權利蛻變現象。說到腐敗，其實就是國家公務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變化的過程。“官商”顯然就是產生腐敗的最佳搖籃、最好環境。

“官商”有何危害，前文已經提到了一些，至于詳細地剖析、仔細地分析，筆者覺得無此必要，只要是“地球人都知道”。我們今天說說“官商”的淵源，不過是就事論事，探討一下它的源頭罷了。不論怎么看，探討“官商”發展的歷程，都可以說是我們防腐、反腐、治腐的必要環節。因而，講講這個話題，談談這個內容，應當是有利而無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