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墓志”一詞的解釋為：“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有的有韻語結(jié)尾的銘，也叫墓志銘。”叢書《新中國出土墓志》執(zhí)行主編任昉介紹，墓志銘通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文，又稱為“志”，北朝隋唐多用駢文撰寫，宋元明清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跡;“銘”則用韻文寫就，主要是對逝者的悼念和贊頌。一方墓志未必“志”和“銘”都有，很多只有“志”，早期的墓志或只有“銘”。

據(jù)記者調(diào)查，從公布的材料來看，隋唐墓志占出土墓志的半壁江山之多。從收藏情況來看，公立的陜西西安碑林博物館，收藏的約1600方墓志中主要為隋唐墓志，四分之一為明清墓志;公立的河南洛陽千唐志齋博物館、民營的陜西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則如其名，收藏的絕大多數(shù)墓志為北朝唐代墓志。但據(jù)任昉介紹，從《新中國出土墓志》收錄的墓志看，明清墓志占出土墓志的三分之二;從參與《新中國出土墓志》編集工作的各省市縣文博考古單位收藏情況看，明清墓志的數(shù)量也絕對居多。叢書《新中國出土墓志》執(zhí)行主編王素認為：“大家覺得明清墓志數(shù)量不多，是學界對明清墓志不重視，文博考古單位不愿花時間整理公布的緣故。”此外，盜掘出土的明清墓志，大多被棄舍毀壞或移作他用，這也是人們感到明清墓志數(shù)量不多的一個緣故。那么，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時？在學界，至少有五種說法：

一是“秦朝說”。這種說法的根據(jù)，是1979年末至次年6月，秦陵考古隊在始皇陵封土西趙背戶村發(fā)掘了32座秦代刑徒墓，清理出殘缺廢棄的墓瓦文共計18件19人(內(nèi)有1件刻2人信息)。這些約公元前221至210年刻寫下的文字內(nèi)容很簡單，多為記錄刑徒的姓名、籍貫。任昉介紹，因其內(nèi)容與用法已具備了標志墓主人身份的性質(zhì)，屬于當時一種特殊的志墓方式，所以考古報告編寫者把這批秦刑徒墓瓦文，稱作“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墓志”，國內(nèi)的一些學者對此也持認同觀點。

二是“西漢說”。此說主要見于文獻史料，如清代學者葉昌熾《語石》引王昶《金石萃編》說：“《西京雜記》稱前漢杜子春(約前30-約公元58年)，臨終作文刻石，埋于墓前。《博物志》載，西京時，南宮寢殿有《醇儒王史威長之葬銘》。此實志銘之始，今皆不傳。”

三是“東漢說”。在學界，1929年在洛陽東北郊出土的東漢延平元年(106年)《賈武仲妻馬姜墓記》，由于記死者姓名、家世、生平事跡及死葬日期甚詳，被認為是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用石頭刻制的墓志。學者羅振玉曾為之題跋曰：“漢人葬記前人所未見，此為墓志之濫觴。”(《遼居稿》)。考古學家馬衡、趙萬里等也都主此說。在洛陽金石文字博物館，記者見到了原本流散在全國各地的16塊“東漢刑徒磚”。副館長朱曉輝介紹，以前全國服勞役的人都派駐到洛陽做苦力，死后就找塊磚頭刻志記銘，記錄了刑徒的部屬、刑徒性質(zhì)、獄所名稱、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簡略內(nèi)容，與死者尸骨共埋。比如其中一塊“東漢少府若盧磚銘”上書隸書23字，文為：“右部無任少府若盧髡鉗徐孟延平元年六月十九日物故”。朱曉輝認為，刑徒磚的發(fā)現(xiàn)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挺人性的”。

任昉認為，上述秦漢墓磚(石)，或被稱為“早期墓志”開始萌芽。當時已經(jīng)存在了多種標志墓葬的形式，出現(xiàn)了墓志的雛形。其中，有的以墨書或朱書大字題寫在墓室過道的粉壁上，有的則刻成單獨的小型碑石立于墓中，還有各種形制互異的柩銘、封記、墓記等石制品與磚制品，顯示出墓志的初始狀況。“秦漢時期，我國早期墓志雖然沒有確定的載體、固定的形式和陳設(shè)位置，但已經(jīng)為魏晉時期墓志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先導(dǎo)。”

四是“魏晉說”。自東漢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為天下凋敝”下令禁碑，又因戰(zhàn)事頻繁、政局動亂，以至許多墓葬被盜。黃初三年(222年)魏文帝下詔，決定取消墓地上一切設(shè)施和標志。也許是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產(chǎn)生了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銘形式。可以說，“禁碑令”和喪葬制度的改革，促進了這一時期墓志的發(fā)展。魏晉時期，一些植立墓中、形似碑狀的墓志和長方形的墓志數(shù)量增多。但當時的墓志仍無定制，形式和內(nèi)容都與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體縮小而已。有作圭型的，有作豎長型的，多稱為“銘”。任昉認為，在形制上不統(tǒng)一的魏晉墓志，系南北朝時期墓志定型的前身。

五是“劉宋元嘉年說”，以往論及墓志起源大多據(jù)此說。這是因為早年出土于山東益都的南朝劉宋大明八年(464年)《劉懷民墓志》，是現(xiàn)在已知的最早自稱“墓志銘”的石刻。在這塊方形石刻上，首題直書“宋故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笠鄉(xiāng)侯東陽城主劉府君墓志銘”，且志文、頌文俱全，直接證明了這類墓志文字的性質(zhì)。清代端方《陶齋藏石記》卷五云：“劉懷民志作于大明七年，適承元嘉之后，此志銘文字導(dǎo)源之時代也。”

任昉認為，南北朝時期是墓志定型的“關(guān)鍵期”。東晉滅亡后，南朝墓志承晉制繼續(xù)流行，北魏統(tǒng)一北方后，孝文帝加速漢化，在喪葬儀式等方面使用漢制。民族文化的融合、佛教文化的風行，使墓志在上層社會普遍使用，成為“王公以下，咸共遵用”的葬制，促進這一時期墓志的定型。北魏墓志不僅數(shù)量增多，形制大多呈正方形，墓志雖大小不定，但內(nèi)容已趨于統(tǒng)一，后世墓志只是在此基礎(chǔ)上小有變化而已。“關(guān)于墓志的起源，雖然眾說不一，但由此我們可將墓志的涵義界定為四：一是志墓主人，二是埋在墓內(nèi)，三是有相對固定的載體，四是有一定的行文格式。”任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