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及其后繼者大多按“守內虛外”的方針進行軍事部署，將大多數禁軍駐防在京城及附近地區，而邊境上卻只有少數禁軍駐防。當時，開封內外，兵營列峙相望。宋初統治者為什么要采取“守內虛外”的政策呢？

首先，“守內虛外”是當時北宋消滅割據、抵御外患的需要。一方面，北宋建立之初，全國還有后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割據政權的存在。為消滅這些政權，宋太祖趙匡胤及趙普等人在充分估計自身軍事、經濟實力的基礎上，經過再三權衡、深思熟慮，確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戰略。為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選派宿將，守衛北部要點。開封以北地勢遼闊、平坦，北宋政府駐重兵于京師及附近，既有利于應付北方邊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現象的出現，正如宋史“兵志”一稱：“禁兵者……皆以守京師，備征伐。”這樣，在任何情況下，皇帝隨時都可調用禁軍。另一方面，北宋定都開封，而開封地處平原，不像洛陽、西安、北京那樣有山川之險，加上此時遼國勢力蒸蒸日上，幽云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御契丹貴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御邊患，北宋只能以兵為險，駐重兵于京師，以成強干枝弱之勢。

其次，“守內虛外”是當時北宋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的需要。宋太祖親眼目睹五代各國的交替情況，自身也靠兵變取得政權。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籠絡和防備內部問題上，沒有足夠的決心來解除外患。他首先考慮的便是如何保持穩定并擴大統治基礎進而加強集權，尤其是軍權。當時，北宋的軍隊有禁軍、廂兵、鄉兵、藩兵，禁軍不僅人數眾多(占兵額半數以上)，而且還是全國各地精心挑選出來的，是當時主要的武裝力量。如果還是精兵布滿天下，則就地稱亂的局面仍還有可能出現。因此，宋太祖要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叛亂，就必須牢牢地控制、掌握禁軍。史書云：“太祖鑒前代之失，集精銳于京師。”由此可見，宋太祖將禁軍駐防在京師，是總結前代之失、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再次，“守內虛外”是當時激烈的階級矛盾的產物。宋太祖是靠兵變取得政權的，沒有親眼目睹農民戰爭的威力，因而他不僅沒有采取措施去緩和階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斷激化。其一，北宋通過科舉制、恩蔭制等途徑，大肆扶植地主階級，給他們種種優厚待遇，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其二，北宋不僅繼承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大部分雜稅，而且還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縱容地主階級兼并農民土地，使土地兼并空前發展，階級矛盾迅速激化。其三，由于地主階級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農民的差役負擔，甚至有的地區出現“下戶半曾差作役”的狀況。其四，北宋政府還把沉重的官俸、軍費開支及后來的“歲幣”負擔轉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壓榨人民。在這種“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情況下，北宋的階級矛盾一開始就十分尖銳，農民起義和農民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這使北宋統治者感到十分恐懼。正如宋太宗所說：“外擾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歐陽修也說：“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可見，北宋統治者一直擔心人民的反抗斗爭，時刻防備人民起義。所以，為鎮壓人民，鞏固地主階級統治，駐重兵于京師以防不測，是北宋當時的形勢所需。

最后，“守內虛外”與當時北宋對遼戰爭的失敗也有密切關系。北宋初年，為收復幽云地區，宋太宗曾于979年和986年兩次大規模對遼用兵。但由于各自為戰、策略失誤等原因，經過高梁河和岐溝關等戰役失敗后，北宋統治階級逐漸失去了進取決心，朝臣中也存在普遍的恐遼病，統治者因而放棄了收復失地的計劃，把政策重心重新轉向對內，對遼采取消極防御的政策，即在雄州、莫州、霸州等邊境地區或修塘堰、開水田，或種植榆林、柳林，以防備契丹騎兵的進攻。后來的“澶淵之盟”便是“守內虛外”的產物。

北宋的“守內虛外”政策，在當時對鞏固統治、防止及鎮壓人民起義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卻成為契丹、西夏及后來的女真貴族屢次進攻北宋的重要因素，最終導致了北宋的滅亡，這是地主階級的腐朽性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