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民國文人為保護文化命脈，在炮火中南渡西遷;在時局與學術中，追求自己的獨立自由價值。正如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文中所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12年，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和教育次長范源濂之間經常辯論。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回憶：“范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么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么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里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里來？所以我們第一步，首先把大學整頓?！褍扇说囊庖姾掀饋?，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p>

當時的教育課本，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從日本、歐美留學的，還是從私塾里面熏陶長大的文化學者，都非常重視語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適、魯迅，他們都參與制定了國文教科書?！堕_明國語》的民國課本，由葉圣陶親自編寫，豐子愷負責插畫，全部是創作或再創作。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學者來研究這些教材，每一課就那么寥寥一二十個字，但他們都要反復考量。一方面要讓課文更具有漢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顧到孩子的興趣。拿一篇民國課文來說，大家就因為用“來來來，來上課”好，還是“去去去，去上課”好，爭得不亦樂乎。因為“來”字筆畫多，“去”字簡單點，但是不夠親切，最后選的還是“來”。

民國取士，沒有很嚴格的規范制度，即便是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選學生也是以才為主，不拘泥于嚴格的考試程序。盧溝橋事件爆發后，北大、清華、南開等校南遷，在湖南長沙籌組“臨時大學”，也就是后來的“西南聯大”。1939年開始恢復招生，從全國各大學優秀畢業生中遴選，報考者須先交論文，論文通過后再進行筆試，筆試之外還有口試。周法高獲得考試資格后，在重慶傅斯年寓所參加口試，由于答辯時間很長，午間他一邊吃著包子，一邊回答老師問題。他的作答不僅沒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議他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為一位語言學家的基礎。

在破格錄用教授方面，西南聯大不拘一格，唯才是舉。沈從文小學讀完后就去當兵，發表了許多小說，盡管從未當過教員、講師、副教授，也未去國外留學，但仍于1939年被西南聯大師范學院聘為教授。沒有職稱和學歷就被聘教授，陳寅恪也是個特例，1926年春天，應清華大學之聘，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

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云祥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并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梁啟超推薦陳寅恪先生，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辈苡謫枺骸八袥]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