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的甲午年，很多人在去年早已迫不及待地聯想到120年前的甲午戰爭(正式宣戰于1894年8月1日，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而我卻聯想到上世紀60年代初看《甲午風云》這出戲的情景；像我這一代的老華校生和“建國一代”的多數人當中，這出戲埋藏了他們往昔的一段民族感情和民族仇恨。

這是中國長春制片廠出品的愛國電影，當年還在念小學的我有一天被一位年高一班的同學拉去看這部片子，還記得他說：“看《甲午風云》的人看了都會鼓掌。”果然當看到大清海軍將領鄧世昌管帶的“致遠號”開炮擊中日本海軍“吉野號”時，戲院里的觀眾都興奮地鼓起掌來。記得我并沒有跟著鼓掌，也許是當年對歷史背景不甚了解，“愛國”情操還未成熟，倒是飾演鄧世昌的李默然三個字卻深深銘刻在腦海里。

今天中日因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主權紛爭關系越鬧越僵，“中日必有一戰”的看法在兩國民間都有市場。

《環球時報》專欄作者薛理泰(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在《安倍強勢作為北京得大于失》一文引述《孫子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談到“處理一場軍事危機，頭等的辦法是斗智，以謀略挫折對方的戰略意圖，二等的是在折沖樽俎的外交行動中制勝對方，三等的是以軍事突襲擊敗對方，最下等的是攻城掠地。”

熟悉中國古典名著的日本人對《孫子兵法》肯定不會陌生，如果他們也同樣信奉“上兵伐謀”這個道理，那就是好事，這表示中日雙方都打不起來。

最近時常看到這樣的論調說，在近代史上，日本曾經兩次打斷中國的崛起之路。第一次是“甲午戰爭”，為洋務運動送終。第二次是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把中國拖進八年抗戰，再一次阻斷中國的崛起。所以，“這一次絕不能再讓日本得逞！”

其實，中國的洋務運動(始于1861年咸豐十年，又稱“自強運動”)跟日本的明治維新(始于1868明治之初)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前者還早了幾年，中日兩個學生同時拜西方文明為師，哪個比較有長進，一場甲午戰爭便分出高低。說甲午戰爭壞了大清洋務運動的好事，我不敢茍同。

甲午戰爭之后，中國掀起學習日本之風，但事實上，日本在19世紀中葉倒是先通過中國學習西方，這全拜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學家魏源(1794－1857年)所賜，他是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第一人。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師夷、振興軍備為核心理論的《海國圖志》，這本書介紹了幾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科技，總結了鴉片戰爭的軍事教訓，整理成有系統的軍事思想。在當時頓時成為大清有先進意識的讀書人的百科全書，悲哀的是，這本書卻不受朝廷重視，因為守舊頑固派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夷狄”的贊美，有者甚至建議燒掉它，這本書的命運預示著大清帝國接下來的國運。

1851年，《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譯成日文，日本人驚為天書，認真學習之，通過此書了解西方的長處，它被奉為加強海防的經典著作，為不久后開展的明治維新作出了貢獻。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中指出：“《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大清自己走寶，卻益了日本人。所以，洋務運動到底是斷送在甲午戰爭還是中國人自己的手中，真是一筆說不清的歷史爛帳。

甲午戰爭是日本在維新之后第一次對外發動的戰爭，當時的大清帝國被“小日本”擊垮之后，革新志士如康有為在1895年為了勸阻朝廷拒簽《馬關條約》，而聯合一千多名讀書人，由他執筆起草了一萬八千字的上皇帝書，建議遷都抗戰，變法圖強(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接著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掀起維新運動的熱潮。維新分子很快收拾起甲午戰敗的悲情，痛定思痛，反過來向日本取經，學習強國之道，康梁師生兩人還曾經想要邀請伊藤博文當大清政府的維新顧問，從之前的“師夷”變成“師倭”，就像武俠小說常有的情節，一個自以為武功高強的人被高手打敗了，心服口服，轉而拜高手為師，這在當年中國人還視非我族類的外國人為“夷狄”的時代，轉向日本學習簡直是非常前衛的思維。

康有為用了十年功力寫成的《日本明治變政考》，深入研究日本如何從一個小國崛起為當時跟美國、英國叫板的海洋軍事強國，康有為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指出，中國之大，十倍于日本，如果效法明治維新，“收日本已變之成功，而舍其錯戾之過節”，其成效絕不止“事半而功倍”。光緒皇帝被維新派說服采用了康的這本力作，作為維新改革的理論基礎，要在大清復制日本式的維新，只可惜光緒并非有魄力的改革家，而被守舊的既成利益集團扯后腿，西太后伺機搞一場政變，“戊戌維新”只撐一百零三天，成了“百日維新”。維新失敗后，梁啟超還逃入日本駐北京領事館尋求保護，后被伊藤博文秘密安排到日本避難。這樣的情節若發生在今天的中國，任何人都逃脫不了“漢奸”罪名。

康梁維新失敗之后，大清向日本學習的風氣反而更為熾熱，20世紀初掀起了一陣的日本留學潮，西洋的許多政治學理論通過日本人的翻譯再經由留日學生傳回中國，其中如著名的女革命烈士秋瑾(1875－1904年)便曾自費留學日本。根據臺灣歷史學者黃文雄在《辛亥民國一百騙》(2011年10月初版)一書里的說法：“1911年中國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凡例寫道：我國新詞大半由日本輸入。”黃說：“如果沒有日本在幕末維新時代創出的20萬新詞，中國的社會、自然科學、新聞將難以傳達訊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有85%是日本所創出的新造詞。”由此可見，日本漢字對清末以及民國的革新、甚至新中國的發展都作出了直接或間接的貢獻。

從整個歷史長河來看，120年并不長。想想從當年的大清帝國到今天，中華民族的命運已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僅僅兩甲子時間內的事，不能說不快。今天的日本就算出現另一個伊藤博文，也不可能再把中國玩弄于掌股之中。在中日兩國進入“準冷戰”(鄭永年語)之際，碰上了甲午年，給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詳預兆。中國若能把過去的崛起之路所碰到的各種主觀和客觀障礙當作國民團結的考驗與民族精神的磨練，則在國民素質、人文水平方面，超越日本是指日可待。就像韓國人過去幾十年抱著“雪恥”的心態，在經濟、體育、文化、科技等等領域，以日本為競爭對手，他們今天在這些方面的光芒幾乎都蓋過日本，真的是“什么仇都報了”。我們希望看到中國真的和平崛起，而不希望將來再看到另一出現代版的“甲午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