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辜鴻銘、王國維、梁啟超、陳獨秀、熊十力、傅斯年、金岳霖等。《筆桿子——晚近文人的另類觀察》(劉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為我們講述了這些著名的學者雅士的人生。他們的獨特存在，是那個逝去的時代的勝景。

許多年前，清華園中有幾位著名的人物，號稱“清華三蓀”，他們都是著名的單身漢。其中有個哲學家叫金龍蓀的，也就是金岳霖。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聰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時候，有一次居然在夢中背四書，因此他小小年紀就考進了清華。十幾歲的時候，他就覺得中國俗語所謂“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有問題。他說，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jié)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到美國后，他服從家里的意見學了商業(yè)科。后來他對此很不滿意，于是改攻政治學，就到了哥大。僅僅兩年，他就獲得了博士學位。那一年，他二十五歲。在美國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帶著自己的美國女友秦麗蓮到歐洲，周游列國。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時候，忽然聽得有一班法國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辯論著。幾人聽得很是過癮。從這以后，這位政治學博士就開始感興趣于邏輯學，而且以此成就了畢生的名山事業(yè)。

回國后，金岳霖在哲學系當系主任。這個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師，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學生，就是沈有鼎。那時候，他只有三十出頭。但邏輯學這門嶄新的學科，差不多就是由這個年輕人像模像樣地引進中國來的。

時人說，中國只有三四個分析哲學家，金岳霖是第一個。

那眼界極高的張申府則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那么金岳霖當是哲學界之第一人。”

二

1931年，金岳霖在徐志摩的引薦下，敲開了總部胡同那扇門，見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這就是徐志摩曾為之如癡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林徽因極其活躍，這“太太的客廳”也就成為學術(shù)文藝界著名的沙龍，真是談笑多鴻儒，金岳霖也是一個。相識之后，單身漢金岳霖也搬過來，與他們住前后院。因為投緣，金岳霖平時就走動得很勤快。有一次，梁思成外出做田野調(diào)查，一回來，林痛苦地對梁思成說：“我苦惱極了，因為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梁思成極為震驚，他內(nèi)心顛簸，終夜苦思，一個勁兒地問自己：“徽因到底和誰在一起會比較幸福？”次日一早，他眼圈暈黑，決定把選擇權(quán)交給妻子，乃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選金岳霖，我將祝你們永遠幸福！”林將此語傳給金聽，在這千載難逢的良機面前，金棄權(quán)了：“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此三人終生為友。金一直跟著梁、林作鄰居。

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萬分。適逢他的一個學生到辦公室看他，金先不說話，后來突然說：“林徽因走了！”一邊說，一邊就嚎啕大哭。幾分鐘后，才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淚，靜靜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滯，一言不發(fā)。臨末，他送給林徽因的挽聯(lián)是：“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許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結(jié)婚，重溫二人世界，而金岳霖還是獨身一人。一日，他出面請摯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飯店赴宴，沒說任何理由。弄了半天，大家還鬧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別的日子。直到開席的當兒，金岳霖站起來，說：“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梁思成過世后，金岳霖和梁的孩子住一起。后者叫他金爸。

許多年后，年近九旬的金博士在醫(yī)院中苦挨最后的時光。當有人將一張林徽因的舊照呈在他眼前時，老人忽然來了精神。他緊緊捏著照片，仔細端詳。許久，才抬起頭，像小孩求情似的說：“給我吧！”

相當多的人都變著法兒從老人那兒掏出他和林徽因之間的種種故事。可是，他一直咬緊牙關不松口，不吭聲。

金岳霖(左)與林徽因及費正清夫婦等在一起

最后的最后，他終于一字一頓、毫不含糊地說：“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不能說，”他停了一下，“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愿意說，也不愿意有這種話。”他說完，閉上眼，垂下頭，沉默了。

三

抗戰(zhàn)時，金岳霖也跟著到了昆明，去了聯(lián)大。那時候，他的衣著很有特色，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鏡，鏡片一只為白一只為黑。黑白相間，很有意思。金平常永遠是腰板筆挺，西裝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鑒。夏天穿短褲還一定要穿長筒襪。走路時，他微仰著頭，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樣子有些怪。

但這并不妨礙大家都喜歡他。除了哲學，他對小說也來者不拒。沈從文請他給國文系的沙龍去講小說和哲學的關系。金滿口答應，在那邊講了半天，有人就納悶了：那么小說和哲學到底是什么關系呢？金岳霖說：“沒有關系。”

金岳霖授課時，常把學生也看作學者，以學者對學者的態(tài)度研究問題。他曾開設一門選修課：符號邏輯。對很多人來說，去聽課就如去聽天書。其中有個叫王浩的學生卻是例外，他能夠懂得此門學問的奧妙。金經(jīng)常會在講授過程中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于是這堂課就成了師生二人的對話。

金岳霖一直強調(diào)說學生要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fā)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立即感了興趣，說要買來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馬對他說道：“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聞言，并無惱怒，只是說：“那就算了。”

聯(lián)大時期，金岳霖仍在繼續(xù)自己的研究。他最早的一本書是《邏輯》，此書出版后，哲學家賀麟譽之為“國內(nèi)唯一具新水準之邏輯教本”。殷海光更贊譽說：“此書一出，直如彗星臨空，光芒萬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著一本《邏輯》，立即拿起此書說：“就拿這本書來說吧！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現(xiàn)代邏輯。也僅僅就這本書來說吧，真是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少！”突然，他把這本書往桌上一扔，說：“你聽，真是擲地作金石聲！”

聯(lián)大時，金岳霖寫了《知識論》，這是他畢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書成后，金岳霖異常寶愛。有一次他跑警報，特地把書稿也帶上，而且席地坐在書稿上。直到天黑，警報才解除，他這才回去。回來一想：壞了，書稿丟了！再回去，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找不見了。金岳霖絕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輕生呀！后來，他終于平心靜氣，咬咬牙，居然又把這幾十萬字的東西重寫了出來。新中國成立后，張岱年碰見金岳霖，問：“《知識論》可曾寫好？”金答曰：“書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1983年，此書終獲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終點。他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馮友蘭的評語則是：“道超青牛，論高白馬。”(青牛指老子，白馬指公孫龍)他認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晉風流的人物。

四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學動物”，對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無興趣。1922年，還在留學的金岳霖在國內(nèi)發(fā)表長文《優(yōu)秀分子與今日的社會》。文中說：第一，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他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當作職業(yè)的意思”。第三，他希望知識分子“不發(fā)財。如果把發(fā)財當作目的，自己變作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于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huán)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時，他是這么說的，也差不多是這么做的。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fā)表后，聯(lián)大教授們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絕閱讀這本每人必須閱讀的書。在一個靜寂的黃昏，殷海光隨金岳霖散步時，說現(xiàn)在各派的宣傳都很兇，不知哪派是真理。金稍作沉思，說：“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問：“那么什么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經(jīng)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這句話，成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燈。

若干年后，金岳霖加入了民盟。對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他對自己某些學生的政治選擇開始持批評意見。他說：“殷福生(海光)這個人，我非常不贊成他，他為什么要反對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要逃到臺灣？”“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shù)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方面使我特別捧王浩，他現(xiàn)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里，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馮友蘭因為經(jīng)歷比較復雜，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但是主持人還是不讓過關。金岳霖由于素來與政治無涉，過關就比較快，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幫助馮轉(zhuǎn)變思想和立場。一進門，金岳霖就大聲說：“芝生，你有什么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徹底交代呀！”說著撲上去就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時，金岳霖已經(jīng)七十多歲了，但他主動要求“下放”。為準備“下放”后有所作為，他有一段時間專門看養(yǎng)魚的書。他說，“我要是‘下放’了，農(nóng)林牧副漁五業(yè)中，農(nóng)業(yè)我現(xiàn)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業(yè)，我也沒有技術(shù)，就剩下養(yǎng)養(yǎng)魚了。”

1982年，八十七歲的金岳霖身體每況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樣子，但他每天還按規(guī)定的時間聽新聞廣播，看報紙。他還自慰地說：“這幾天我能從沙發(fā)走到屋門了，又進了一步。看來短時間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