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代名將薛仁貴號稱冷血屠夫一、心黑手狠，一代名將薛仁貴在中國的史書中，尤其是演義里，薛仁貴的形象異常高大，被吹捧為畢生為保衛(wèi)大唐社稷而奮斗，擊敗兇殘的入侵異族，拯救萬民于水火的民族英雄，一代戰(zhàn)神。其“三箭定天山”、“神勇收遼東”等事跡經(jīng)過數(shù)代官方和民間的齊心力捧，如今已然膾炙人口，薛仁貴也被大多數(shù)人視為令華夏民族驕傲的卓越子孫，中國古代將領中“愛國為民”的光輝典范，更得到了一個愛民如子，寬容仁義的光輝形象。而由他衍生出來的“薛家將”也被捧得直上云霄，其子薛丁山和其孫薛剛都聲名大噪，口碑頗好。

但事實卻與上述這些觀點大相徑庭。薛丁山和薛剛純屬虛構而來，根本就不存在。而薛仁貴一生參與了四次大戰(zhàn)，其中征遼東是唐帝國對鄰國的侵略戰(zhàn)爭，而并不是抵御外寇入侵之戰(zhàn)，其正義性十分值得商榷。攻鐵勒是在天山附近，也是鐵勒人所居故地，戰(zhàn)爭性質是鎮(zhèn)壓不服從的歸附部落，也談不上什么正義性。與突厥和吐蕃的兩次戰(zhàn)爭，則是屬于邊境爭奪，一味將其冠以“保家衛(wèi)國”之類的正義標簽，無疑是一種泛道德化的不客觀表現(xiàn)。薛仁貴用兵頗高，一生勝利遠大于失敗，確實堪稱一代名將。但至于說什么“寬容仁厚”、“體恤百姓”，那可就實在是太扯了。慈不掌兵。歷代的名將都常要克服內心的軟弱和同情，冷靜冷血地為軍隊考慮，很多時候不得不犧牲無辜百姓的利益甚至性命，否則就很可能因為一念之仁而“累死千軍”。而即使是在歷代的名將之中，薛仁貴也絕對是排得上號的心狠手辣之輩，殺心極重，他對本國百姓如何史無所載，但對敵國百姓素來冷血兇殘，絕對是與“仁善”二字搭不上邊地。

二、薛仁貴在遼東的表現(xiàn)

在唐王朝入侵高句麗的戰(zhàn)爭中，以薛仁貴統(tǒng)率的五萬唐軍戰(zhàn)績最為顯赫，消滅了數(shù)支高句麗軍隊，克城無數(shù)，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薛仁貴率軍大肆燒殺搶掠，屠戮平民，更是沉重打擊了高句麗人的戰(zhàn)爭持久力和抵抗意志。可笑如今居然還有薛仁貴“仁政高句麗國”的事跡，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肆殺戮后做點小善事，評論者刻意只提后者，就指望能夠顛倒黑白么？薛仁貴等將領趁高句麗內亂將其滅國。在一片焦土之上，唐帝國于668年九月在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并派薛仁貴統(tǒng)兵近三萬駐守，意欲將朝鮮納入版圖，然而這種企圖遭到了新羅的強烈抗拒，新羅不久后便開始武力驅逐唐朝勢力。為了爭奪在朝鮮半島的統(tǒng)治權，雙發(fā)很快就爆發(fā)了長達八年的大戰(zhàn)。

670年六月，新羅軍奪原百濟八十二城，斬五千唐軍;671年六月，再次大破唐軍，全殲五千余人，并占領百濟全境，已被實際納入唐版圖的百濟易手。672年八月，唐軍大捷;673年，唐軍進攻新羅，連敗九仗，狼狽退回;675年二月，唐軍大捷;675年九月，唐軍王牌精銳薛仁貴部大敗，新羅乘勝進攻由二十萬唐軍主力駐扎的買肖城，并取得了決定性的大捷，僅戰(zhàn)馬就繳獲三萬多匹，唐軍傷亡慘重。此后新羅與唐交兵十八戰(zhàn)，唐軍皆北，新羅基本上控制了高句麗故地的整個南部。677年十一月，薛仁貴率水軍進攻，先小勝，后在枝伐浦大敗，被斬四千勁卒，大唐自此絕了反攻遼東之念。

三、冷血屠夫薛仁貴

說起薛仁貴，民間傳說中最炫的事跡就是“薛白袍三箭定天山”。這個吹噓的根源出自《舊唐書·薛仁貴傳》，里面居然還編了一首詩：“將軍三箭定天山，戰(zhàn)士長歌入漢關。”這個虛假事跡的產(chǎn)生，起初是倚靠唐廷的官方吹捧，然后官方宣傳又誤導了民間輿論，再配上后世人們崇拜英雄的熱情，以及為了吹捧本民族英雄而引發(fā)的揚功掩過的不客觀心態(tài)，便共同造就了薛仁貴在天山一戰(zhàn)時的虛假形象。歷史的真相被歷代人刻意遺忘，以致于如今已經(jīng)很少有人知道，在“三箭定天山”的英雄傳說背后，竟然是一場對投降部落赤裸裸的血腥殺戮！

如今說起“定天山”一事，大部分歷史讀物將這段歷史歪曲為：661年，鐵勒興兵犯境，對中原百姓燒殺奸淫。薛仁貴為了保家衛(wèi)國，維護百姓，不畏艱險，親統(tǒng)大軍趕赴天山征伐鐵勒。到了天山腳下，薛仁貴三箭射死三名鐵勒勇士，鐵勒人為其神威所攝，不戰(zhàn)而降，遂有“三箭定天山”之美談。事實上，此次戰(zhàn)爭爆發(fā)的起因絕非是什么鐵勒人興兵入寇，一支士氣低落到被射死三個人就全軍下馬投降的軍隊，敢向大唐主動尋釁么？而僅憑最基本的常識我們也能明白，就算薛仁貴當真三箭射死三名勇士，也絕不可能懾服十幾萬大軍，否則豈不是只要養(yǎng)幾個神射手就能縱橫天下了？唐朝趁東突厥發(fā)生內亂和天災，將其滅國。

在滅東突厥的過程中，大唐與北方的鐵勒諸部結成了同盟，后來鐵勒又甘為臣屬，并出兵出糧，積極配合大唐入侵高句麗。最終李世民在遼東鎩羽而歸，不久后病死。唐高宗即位后，繼續(xù)對遼東用兵，此時僅僅靠漢族的“征夫”已經(jīng)難以滿足日益擴大的戰(zhàn)爭需求，于是唐王朝加大了對鐵勒諸部的征兵數(shù)量，強行征發(fā)，索求無度，這種無節(jié)制的軍役令鐵勒諸部不堪忍受，終于在661年爆發(fā)了叛亂。從幾乎所有的鐵勒部族都參與到了這場抗爭之中，可以看出唐朝對周邊歸附的部族壓榨得十分過份。這些本已歸附唐朝的鐵勒人被生生逼反，脫離了唐的殘暴統(tǒng)治，不肯再遵從唐廷的命令。

薛仁貴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兵地，其戰(zhàn)爭性質屬于官逼民反，然后薛仁貴去鎮(zhèn)壓活不下去造反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抵御異族入侵”。鐵勒人不過是一時激憤才抗拒大唐，實際上遠不是武裝到牙齒的唐軍對手，薛仁貴迅速便平定了仆骨部，擊走回紇部，抵達天山腳下。思結、多覽葛兩部并無斗志，唐軍到來后，立刻便向薛仁貴送上“降款”，愿意無條件投降，希望能夠受到寬免。鐵勒人投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此次忤逆大唐，不過是群情激憤下的一時沖動，而并非有預謀，有計劃，有政治目的的叛亂，所以從鐵勒高層到普通士兵，大多都抱有僥幸心理，不過是希望靠變亂來表達出自己的不滿，迫使唐王朝妥協(xié)讓步，減少對自己的壓迫。只要唐廷能放松壓榨，他們仍然愿意重新歸附唐朝，所以反抗意志并不堅決。

第二個原因是鐵勒諸部各自為政，互不統(tǒng)屬，并不是高度集權的大唐的對手，所以在唐軍開到后就產(chǎn)生了畏懼，不戰(zhàn)而降。唐朝司憲大夫楊德裔等人認為這兩部的歸降之心是真誠地，向高宗建議懷柔，原本薛仁貴應該對其好好安撫，最多懲辦一下首領，這樣便能不戰(zhàn)而定鐵勒。但薛仁貴和鄭仁泰為了立功，竟然背信棄義，對已經(jīng)放下武器，等待受降的鐵勒軍突然發(fā)動進攻，并殘忍地將十三萬鐵勒降卒就地坑殺，制造了中國歷史上駭人聽聞的殺降暴行。大規(guī)模屠殺俘虜已經(jīng)非常過分，可為了替唐帝國和大唐百姓消除后患，也為了殺良冒功，薛仁貴竟然還把屠刀伸到了平民頭上，將已經(jīng)歸降的思結、多覽葛兩部的平民“掠其家口，以賞軍士”，不知多少鐵勒女子慘遭唐軍奸淫殺戮，不知多少良家女子被唐軍賣入青樓。而對于部族中的青壯年，薛仁貴“恐為后患，并坑殺之。”一時間人頭滾滾，殺戮平民無數(shù)，按《唐會要》的說法----“殺降九十余萬”！實可謂喪心病狂。

九十萬的數(shù)字，筆者認為可能有所夸大，但要支撐十幾萬軍隊，即使是兵民比例較高的游牧民族，也需要數(shù)十萬百姓。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大規(guī)模地殺戮歸順的平民，將整個部族進行屠滅的野蠻暴行，可謂極其罕見，連唐朝的大臣也多有對此不滿者。楊德裔等大臣便激烈地彈劾薛仁貴，指責他“故殺降人”。薛仁貴的暴行徹底激怒了鐵勒人，這些本來愿意歸降的部族自此與大唐結下了不解之仇，他們率部堅壁清野，遠走漠北，誘使唐軍深入追擊，然后不斷襲擾。最終唐軍斷糧，倉皇回逃，一路上先是吃馬，馬盡后，竟然“人皆相食”。一萬多精銳唐軍，等退到關內，竟然只剩了八百人，薛仁貴的不當暴行為唐帝國招來了本可避免的巨大損失，還留下了一個爛攤子，最終還是靠鐵勒名將契苾何力去安撫才收了場。

有人試圖為薛仁貴辯護，說他確實是仁義愛民之人，之所以甘做屠夫，實際上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高貴情操。種族屠殺只是為了消除隱患，確保之后的邊境安全，徹底杜絕有可能再發(fā)生的邊境爭端。薛仁貴愛的只是自家子民，為了只是大唐百姓的安樂，固然有局限性，但卻非常務實，有一種“除惡即是行善”的大慈悲心境，所以無愧于是中原百姓的保護神。這種狡辯其實有其內在的邏輯性，頗能惑眾，不過其強詞奪理終究是經(jīng)不起推敲。如果以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那也應該將這個分析標準套用到從古到今的每一個屠夫身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豈不是都沒有錯了？而南京大屠殺的統(tǒng)帥、還有無數(shù)殺降活埋俘虜?shù)膶㈩I，甚至是那些殺人盈野，屠戮平民多達兩億的蒙古兵，也都是為了祖國消除隱患，捍衛(wèi)本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擁有對本民族百姓“大愛”的功臣了。

四、名將未必是仁將

670年，吐蕃再度興兵侵唐，先取于闐、疏勒，再揮戈東進龜茲，而后攻占焉耆以西數(shù)鎮(zhèn)，唐朝派出十余萬大軍欲奪回失地，統(tǒng)軍大將就是演義小說里號稱戰(zhàn)無不勝的名將薛仁貴，結果唐軍在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一帶被吐蕃軍全殲，“死傷略盡”，薛仁貴僅帶著很少人逃回，被“械送京師”，“免死除名”，吐蕃乘勢先后占據(jù)唐安西四鎮(zhèn)(龜茲、焉耆、于闐、疏勒)。此役之后，吐蕃聲威大振，從此連年寇邊，盛極一時，控制了整個西域。

由于此次慘敗后果嚴重，薛仁貴晚年并不得志，最后郁郁而終。縱觀他的一生，東征西討，勝多敗少，確實堪稱是一代名將。但名將未必是仁將，能打贏仗的人未必品行就高潔。但中國的史書上歷來是以成敗論英雄，而且喜歡搞極端的兩面性評論，想捧的高大全，想貶低的一無是處，名將做了壞事也要替其遮掩，漫無邊際地胡亂吹捧，這無疑是一種對歷史不負責任的歪曲，以及對后世性質惡劣的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