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戰爭之后，日本人的口中“支那”改成了“中國”，雖然只是一個用詞的變化，卻是無數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的結果，也是中國在世界上地位變化的一個形象體現。

如今提起“支那”一詞，中日兩國多數人已很陌生，然而在20世紀前期凡有血性的中華兒女聽到這一帶有強烈國恥烙印的稱呼便會刺耳慟心。翻閱戰前戰時的日本出版物，里面充斥著“支那駐屯軍”、“支那派遣軍”、“日支關系”、“北支治安戰”之類用語，對華根本不以“中國”相稱。日本在統治偽滿時期，對當地人更只許稱呼為“滿洲人”。直至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國之后，“支那”一詞在日本出版物中被禁用，稱呼的變化正反映出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

如果回首中日2000余年的交往歷史，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可以概括為仰視、平視、俯視三個階段——從唐代到宋代，倭人對中國文化典章全面模仿，對“大唐”有一種仰視的崇拜感;13世紀日軍借“神風”即臺風的幫助打敗元世祖的軍隊，不過明朝派大軍抗倭援朝獲勝，日本朝野對華已有野心卻還是平視;甲午戰爭日本獲勝后，東洋三島上對中國轉入為時半個世紀的輕蔑俯視，種種辱華之稱陸續呼之而出。

在清朝時期，日本對華只稱“清國”，1912年清朝滅亡而中華民國成立，日本人不能再稱“清國”，卻不呼正式國號而只用“支那”一詞。有人認為“支那”是“秦”的諧音，或是英文China的音譯，這一詞匯原無惡意，然而在“中國”有正式國名時卻稱別號，本身就是輕侮態度。民國成立后，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遞送外交照會都無視國際禮儀而稱“支那共和國”。其不少“名流”還叫囂日本是“日出之國”，乃世界中心，對寓意“中央之國”的“中國”之稱自然不能承認。

對“支那”這一侮辱稱呼，北洋軍閥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居然長期忍受。直至1930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經過中央政治會議討論認為忍無可忍，才正式下令：“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從同年底起，日本政府在對華外交公文中被迫稱呼中華民國的國名，在其他場合卻仍一律稱呼“支那”。

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迎來了洗刷對日國恥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則大都如喪考妣地集合收聽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御音”。中華兒女以3500萬人傷亡(其中死亡2000多萬人)的代價贏得勝利，同時也使“支那”這一辱華之稱走向了終結。

日本自戰敗起，其新聞報道開始改變了“重慶政權”、“支那軍”一類傳統稱呼，出現了“中國政府”、“中國軍隊”的正式稱號。戰后中國派駐日本的軍事代表團到達東京后，發現某些媒體中仍出現“支那”一詞，馬上以戰勝國身份要求盟國占領軍禁止，美國占領當局就此向日本政府發出命令。

這個通知雖表現出無可奈何的口氣，“支那”這一使中國人極感屈辱的名詞畢竟從此在日本公開出版物中消失。不過，由于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許多表現在戰敗者心中并沒有確立起尊重，戰后的中國又仍處于內戰和極度貧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們是被美國打敗的，并沒有敗給中國”的言論，日常口頭習慣仍使用“支那”一詞。

“支那”一詞在日語的口頭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國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中國敢于出兵朝鮮，并使美國輿論驚呼遇到“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時，戰后普遍對美國頂禮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驚！他們對過去數典忘祖而一度輕蔑的神州古國重新產生了敬佩之感，“中國”一詞就此真正成為日本人平時的口頭語言。戰后出生和長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對中國的稱呼”。

馬善被騎，人弱受欺。在充滿強權和壓迫的世界上，不自強就要受人輕侮。二次大戰結束前中國的國名在日本長期不被使用而冠以辱稱，原因也在于此。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之后，日本人的口中“支那”改成了“中國”，雖然只是一個用詞的變化，卻是無數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的結果，也是中國在世界上地位變化的一個形象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