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徹底的辛亥革命 所做到的僅是剪了辮子倒了皇帝

“皇帝倒了，辮子割了?！边@八個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對當時社會變化的體驗之辭，它形象地說明了辛亥革命的兩大歷史功績：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一是革了辮子的命。

在中國，不懂得皇帝的權威，就不會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偉大歷史意義。從秦始皇到宣統，在2132年的時間里，中國的歷史是同皇帝聯系在一起的。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也。”因而力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的古典史學，倡導“史界革命”，重建近代新史學。“五四”以后，更多的人看到這一點，并予以抨擊。但在“天下者主一人之天下”的中世紀中國，在皇權觀

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與“皇帝倒了”相提并論的是“辮子割了”。辮子本是女人的一種風俗習慣，而非“漢官威儀”的應有之物。但隨著滿族的興起和努爾哈赤的向外拓展，留辮與不留辮，遂由風習問題一變而為滿漢民族間的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1621年，努爾哈赤攻下遼沈后，即大規模地強迫漢人剃發留辮。1644年，清兵入關，在攻占北京尤其是攻占南京之后，厲行剃發令，“叫官民盡皆剃頭”，違抗者“殺無赦”。當時不但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令，而且還有“一個不剃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之令。中原漢人自古注重冠服，“披發左衽”是最不能忍受的奇恥大辱，更何況“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剃發留辮違背了漢民族多年來的歷史傳統和思想感情，也因此演化成了滿、漢之間的一種激烈對抗，于是便有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民族慘劇。清朝統一后，剃發留辮憑借政權的力量由滿族的風俗變成了滿漢民族共同的風習。

既然是一種風習，也就有相當大的穩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變。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進呈《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以辮子不利于打仗、不便于用機器、不利于衛生，且為外人恥笑為言，力主“斷發”(即剪辮)，認為不如此不足以“易視聽”，不利于變法維新。辮子是一束頭發，然而它又維系著家家戶戶同王朝和傳統的一種歷史聯系，因此剪辮子與否不啻是一種嚴肅的政治抉擇。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主思想勃興，留辮成了效忠清王朝的標志，剪辮則往往與反清革命相系結，帶有鮮明的排滿革命意識，是革命的標志。

武昌起義后，各地革命黨人即動員群眾剪辮。1912年3月，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致電內務部：“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已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凡來去辮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以行政的命令推行剪辮，具有非同尋常的意味。

在此之前，社會上對沒有辮子的人，“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大則指為‘里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痹诖酥?，剪辮非但是正當的，而且是一個必須執行的命令。于是，剪辮漸成一種新風尚，留辮者則為社會輿論所不齒，“非譏之為豚尾，即詈之曰滿奴，甚欲削奪其選舉權，以實行強迫手段”。魯迅曾不止一次地說過，他感謝辛亥革命，就是因為從此可以不帶辮子而自由自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兩種迥然不同的情形說明，辮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個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沖擊。

剪辮與否本身不會給社會生活帶來多大影響，但在近代中國它顯然又帶有觀念變革的意義。各個階層的中國人曾在辮子面前展現過各式各樣的面目。孫中山于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之后割掉辮子，表明了一個革命先行者同舊王朝的決裂。黎元洪于武昌起義軍逼迫下割掉辮子，顯示了一個舊官僚在威逼之下的政治轉折。袁世凱于就任民國大總統的前夕割掉辮子，驗證了一個“名義上是共和主義者，但內心卻是專制君主”的人舍魚而取熊掌的內心權衡。

而梁啟超的一個廚子由于被人割了辮子，大哭了幾天，這是一種生活習慣，一種說不清剪不斷的戀舊之情。而喝過洋墨水的辜鴻銘在辛亥革命很久以后還拖著辮子，還自詡“殘雪猶有傲霜枝”，并傲然走上北京大學的講臺。這是一種植根于內心深處的自覺的遺老意識。形象雖然如此眾多，但社會觀念的變化畢竟已成為時代潮流。誰敢保衛帝制誰就成了人人討伐的對象;誰還留著辮子，抱著老皇歷自居于潮流之外就成了封建余孽?！胺饨ㄓ嗄酢彼膫€字出現于辛亥革命后，鮮明地反映了這場革命矛頭所向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