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問題，歷來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毒瘤。歷朝歷代，能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并不多見。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兒外，沒有更多的權力可言。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鑄了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這時候，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歷史的低谷，不僅不允許干預朝政，更不能與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這道鐵的紀律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干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內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權，是因為在奪取皇位的“靖難之役”中，他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在圍攻南京時，又與宮內的宦官里應外合取得了勝利，登上了皇帝寶座。因此，朱棣上臺后，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率軍與南兵對沖，為朱棣在戰場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邁開了問鼎權力巔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興使暹羅（今泰國），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域，王安等督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永樂十八年(1420年)，又增設東廠，委任宦官主持，專門偵察刺探臣子民眾情形。這樣，宦官可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以及刺探臣民隱情，大權在握，為后來的專權提供了條件。

至英宗朱祁鎮時期，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握有典兵之權。朱祁鎮即位時年方九歲，還是一個只知道玩樂的頑童，太監王振帶著他游玩，他對這個鬼點子層出不窮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稱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鎮的信任假傳圣旨，總攬朝政，沒有人能控制他，他不但成為太上宰相，而且成為太上皇帝。朱祁鎮成年后，皇家教師劉球上奏章勸朱祁鎮親政，王振認為是譏諷自己，把劉球逮入錦衣衛詔獄，亂刀砍死，尸體肢解，拋擲荒郊。

明代宦官權力全面擴張，是在憲宗朱見深統治時期。朱見深賦予親信宦官汪直以軍政大權。一些外廷官員想得到升遷的機會，往往走汪直的后門。只要汪直肯在憲宗面前美言，則此人立刻官運亨通。由此一來，那些想走捷徑的人，莫不以結識汪直為榮，這就抬高了汪直的身價，也給汪直的弄權創造了更大的空間。

武宗朱厚照15歲即位，這是一個只對女人和游蕩有興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從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劉瑾，猶如朱祁鎮的玩伴王振一樣，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大權。劉瑾有一個核心集團，稱為“八虎”，這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稱呼。劉瑾使剛上臺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謝遷、劉健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陰謀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黨”，劉瑾把他們統統地趕出朝廷，連儒家陽明學派的創立人王守仁也被廷杖后貶竄蠻荒。從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對劉瑾側目而視，要么爭先恐后拍他的馬屁，劉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權。

劉瑾當權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楊一清利用“八虎”之間的矛盾，刺激張永反戈一擊，告劉瑾謀反。武宗下旨逮捕劉瑾，籍沒家產。武宗從劉瑾家中抄出金銀數百萬兩，并有偽璽、玉帶等違禁物。其中，有兩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機關，以指按動，便彈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嚇得目瞪口呆。劉瑾最終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整個明政府的結構，幾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權力完成了其擴張的全部過程，明代宦官終于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以后魏忠賢的專擅獨斷，不過是這些前輩們權力的再現與延伸。于是，歷史就上演了這樣一幕諷刺劇：朱元璋最怕宦官專權，但恰恰是明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宦官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恥之為“最大的太監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