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一案中“莫須有”罪名之典故，幾乎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老小皆知。但是人們清楚其準確含義嗎？人們懷疑過它的真買性嗎？現在告你這故事中有幾個關鍵問題存在不解之迷，你會感到驚訝瑪？不信的話，請讀下文。

《宋史·岳飛傳》載，當岳飛一案以謀反罪判定上報之際，大將韓世忠聽說岳飛父子入獄蒙冤，且被判死罪，心中很是不平，鼓起勇氣來到相府質問秦檜。秦檜回答：“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韓世忠憤憤地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上述故事對于關心這段歷史的人們來說也早已耳熟能詳，其“莫須有”三字也逐漸成為冤獄的代名詞，如世稱岳飛冤獄為“三字獄”。然而仔細推敲，秦檜的這句話實在有些不合邏輯。“莫須有”歷來被解釋為“恐怕有”、“或許有”之類的“兩可之詞”，那么，秦檜的話應這樣翻譯：“岳飛兒子岳云給張憲的那封書信(指奸臣所誣岳云有封要求張憲幫助岳飛奪回兵權的信)雖不確實，但這事情或許有。”秦檜這樣回答質問，給人的印象就是說岳飛的罪名“也許有”，也許沒有，他不清楚。從秦檜要殺害岳飛的立場出發，他可能說出這種模棱兩可的話嗎？不管秦檜是此案的元兇還是幫兇，其要害死岳飛的目的是一樣的，那就至少應該以肯定的語氣回答韓世忠的質問。所以這段話，令人頗生疑問。

清代學者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獄論》中認為，秦檜的那句話應如此斷句：“其事體莫，須有。”這里的“莫”相當于后世流行的語末助詞“嘛”，從語音上看，莫、嘛也是同音，它是考慮問題時的一種語句拖音，似乎含詢問之意，實際上只是沒有含義的語氣詞。而“須”字的用法，宋人常用作轉折連詞，相當于“卻”，如朱敦儒《水調歌頭》中“中秋一輪月，只和舊青冥，都緣人意，須道今夕別般明。”所以此句的翻譯應該是：“這件事情嘛，卻是有的。”是一個完全的肯定句式。同時，宋代也頗流行這種句式的使用，如王明清《揮麈后錄》中，就有“當時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和“此事莫，皆不虛否”等句。總之，上至《左傳》、《論語》，下到宋人的說話習慣，都有這種結構的句子。俞正燮還指出，當韓世忠質問秦檜時，秦檜的態度依然非常驕橫，反詰世忠道：“其事體莫……”略加遲疑而審度之，然后自決言：“須有”。在拿不出證據的情況下，依然判定有罪。韓世忠不服，故橫截其語，牽連為一句，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以詆秦檜之妄。

俞氏在斷秦檜后面那句話時，在通釋其“莫”字為語未助詞“嘛”時，可謂不無道理。但在解釋韓世忠那句反問時，就顯得不太令人信服了。因為如果將“莫”，作為前一句末的語氣助詞的話，它只是一個拖音，并無含義，如何能將其橫截到后句中來呢？

現代有學者認為，宋人口語中多用“莫”字作“當”字解，如宋徽宗曾說：“北事之起，他人皆誤我，獨太師(指蔡京)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須問他否？”(《鐵圍山叢談》卷二)蘇軾給文同的信中，也載“惟謹擇醫藥，痛加調練，莫須燃艾否”的話。可見“莫須”二字連用，是宋人的習慣，意即“當須”如何。這樣的話，“莫須有”三字應理解為“當須有”，“其事體當須有”是一個肯定句式，意為“這事情應當是有的”。此句話從秦檜口中吐出，其中也包含一定的強詞奪理的味道在內，所以韓世忠才有后面的反駁。

也有學者以為，宋時“莫須”兩字常連用，如《金佗粹編》卷一載高宗手詔：“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莫”有“豈不”之意。再如《永樂大典》卷一九七三五載宋哲宗主張恢復保甲軍訓，說“府界莫可先行”。《宋史·兵志》載同一語，作“府界豈不可先行”。所以“莫須有”即“豈不須有”，意為“難道不應該有嗎”，是一種以反問為形式的肯定語句。

然而，“莫須”在宋人口語或文章中確有“或許”、“大抵”的解釋。如《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載：“兼前番臨時曾言夏稅秋賦，如碎雜豆油之類，如何搬運？設若本朝委曲從之，莫須折當，元帥與郎君皆言甚好。”《朱子語類》卷七二載：“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此外，“莫須”也有解釋“莫非”、“可”的，表疑問語氣。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五有云：“館使、侍讀莫須與他商量了？”《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二記：“不知本朝所須底事，莫須應副得么？”這樣，“莫須有”可作“當須有”、“豈不須有”、“或許有”、“莫非有”等多種解釋，哪一種才是秦檜的本意呢？

有學者通過有關的史料考證分析，認為“莫須有”之說不是歷史事實，而是無名氏《野史》編造出來的，后人失于考證，以假為真，輾轉抄錄，才使之成為“歷史典故”。首先，一些重要宋代史籍中不載有這件事情，如史學家李燾，他與岳飛、秦檜、韓世忠是同時代人，經歷過靖康之難、紹興和議等重大事件，一生著述弘富，其《續資怡通鑒長編》取材廣博，考訂精核，但在他所有著述中卻只字不提有關“莫須有”之事。其子李埴也有文名，他的史著中同樣不取此事。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和王明清的《揮麈錄》也都沒有相關記錄，后者所記秦檜之事不下二三十條，卻沒有一處涉及“莫須有”。

其次，宋人記載此事的史籍有十余種，其中絕大多數在行文上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是互相輾轉抄錄的，有的稍作增刪，有的干脆一字不動，也有脫字或訛字的。如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了此事，正文下自注，曾查閱過《王俊首狀大理寺案款》、《刑部大理寺狀》等資料，惟有呂中的《大事記》載有此事。在眾多有關史籍中，只有熊克的《中興小記》明確注明其材料出自《野史》，至于《野史》的作者是誰？其故事從哪里得來？就沒人知曉了。所以其他記載此事的史籍，如《名臣琬琰集》、《宋宰輔編年錄》、《皇宋中興紀事本末》及《宋史·岳飛傳》等，可以說都幾乎輾轉抄襲于《中興小記》，難怪后來引用這條史料時，竟是這樣驚人地雷同。

岳飛被害后，高宗、秦檜力主議和，抗戰派官員遭到打壓，許多人同情抗戰派，又不能公開宜傳，只能私下通過著述立說，抒發對朝中政治斗爭的看法。估計《野史》的作者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得之于傳聞，撰寫出這一段有關“莫須有”的對答。岳珂《金佗粹編》中也有幾處記載了這一故事，他在岳飛死后七十余年才編此書，為了給祖父增添光彩，尋訪有關的遺軼之文，看到“莫須有”一事，能增加對秦檜之流的斥責力度，自然收容入書，而無須考辨真偽，這是很正常的事。

綜上所述，秦檜所說的“莫須有”三字到底是什么含義，乃至歷史上秦檜說沒說過“莫須有”這句話，都需要重新探索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