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教育，城鄉差別并不明顯。鄉村教育的落后是從清末開始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但廢科舉也是造成鄉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科舉制是在倉促之間被廢止的

鴉片戰爭后，傳統教育的弱點充分暴露，引進西學成為當務之急。至甲午慘敗，天下愕然，群起而尋其因，遂集矢于八股和科舉。康有為稱：“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康有為：《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載《戊戌奏稿》）于是清廷先廢八股，再停科舉，以新學堂代之。顯然，把戰敗之因歸于八股和科舉，并未抓住問題的要害，落后就要挨打才是定律。在頭腦發熱情況下做出的廢八股和科舉的決定，必然是倉促的，這主要表現在，清政府對廢科舉必須要解決的兩個基本問題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一是廢了科舉，教育怎么辦？科舉是選官制度，本與教育無關，但由于封建政府要培養忠于朝廷之士，需要以封建理論去規范他們的思想行為，從學習上引導他們，因此，科舉創立不久，便與教育有了不可分割的聯系，由此也埋下了隱患。明清時，科舉完全左右了教育，把教育內容限制在狹小的范圍之內，使眾多讀書人鉆進了死胡同，脫離了社會與民生。依附于科舉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改革是勢所必然。但是，改革不應是簡單的廢除，而首先要搞清科舉和教育各自的功能，處理好二者的關系。科舉的功能本是保證公平取士，教育的功能是為社會培養各方面的人才。科舉不應左右教育，教育也不能只為選官服務。只有讓科舉回到原本的、單一的選官功能，才是明智的選擇。因此，教育與科舉分途，才是新式教育發展的前提和關鍵。然而，清政府并沒有這樣的認識，反而想以新學堂代替科舉，對學堂畢業生授予出身，一如科舉之模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的發展。御史陳曾佑看到了問題的癥結，指出新學堂之不能發展，乃“學堂、仕進混一之弊”。他認為，學堂只授文憑，雖多至數千人不覺其濫，如盡授以官，則難以為繼，“國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學；國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做官。”（《光緒政要》卷三十一）以發展新學堂來普及教育是進步的，讓新學堂重新承擔科舉選官的功能則是行不通的。認識上出現了偏差，其所推行的政策自然難見其效。

二是廢了科舉，如何善后？廢科舉是舉國之大事，理應做好充分的善后準備工作。由于倉猝定制，容不得清政府過多地考慮善后問題。面對府州縣學的停辦，面對數百萬科舉制留下的舉人、生員、童生，清政府既沒能解決他們的認識問題，也沒有妥善安排他們的出路。而在推廣新學堂時，也看不到有效的輿論宣傳、組織保證、財政支持、師資培訓，全憑各地方長官的認知程度各行其是。正是由于缺乏整體規劃和有效的善后措施，造成廢科舉后一段時間內社會思想的混亂，國人普遍缺乏對新學堂的認同。

二、廢科舉后面臨的新問題

由于思想準備不足，措施不力，因此廢科舉后出現的許多新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嚴重影響了新學堂的發展，更使鄉村教育受到嚴重沖擊而陷于困境。

一是舊的教育體系解體后，造成鄉村教育的斷層。科舉時代，鄉村普遍設有社學、義學和私塾，與正規的府州縣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這個體系對鄉村的文化教育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廢科舉后，舊的教育體系一下子解體了，而新的教育體系一時又無法構建。最初的學堂都設在州縣以上的城市，鄉村子弟面臨無學可上的局面。舊的教育體系中，啟蒙教育在鄉村占了極大比重，而一旦沒有了啟蒙教育，鄉村子弟就很難考進城里的學堂。實際上，廢科舉后的一段時間內形成了鄉村教育的真空。而這種文化教育的中斷，哪怕只有十幾年，便是耽誤了一代人。

二是傳統觀念尚未轉變，鄉村教育難以為繼。科舉時代的讀書觀是“讀書做官”。諸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一類的宣傳，滲透到鄉里民間，婦孺皆受其染；而“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會現實，更為世人樹立了讀書做官的樣板。其影響可謂根深蒂固。科舉可以立廢，觀念不可能一下子轉變。廢科舉后，許多鄉村人士對新學堂嗤之以鼻，縱有學堂畢業者，鄉黨亦不以為榮。許多人看不到讀書做官的效果，又缺乏對新學堂的正確認識，因而產生了“學而無益”的想法。在傳統觀念尚未轉變，而新學堂又未能觸及的鄉村，傳統的啟蒙教育難以為繼。

三是教育經費嚴重不足，鄉村教育舉步維艱。新學堂與舊式學校不同，它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而在晚清，中央及地方的教育經費明顯不足，動員民間集資又收效甚微。因此，各地興辦學堂都受到經費的困擾，以至一縣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學堂，一鄉十里、數十里之中，求一舊有之蒙學館而不得。此外，高額的學費也讓眾多人等，特別是鄉村子弟望而卻步。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限制了新學堂的發展，鄉村教育更是舉步維艱。

四是師資嚴重匱乏，鄉村教育明顯滯后。在傳統教育體系解體之后，原有的教師大多不能承擔新學堂的教學任務。因此，新學堂面臨的又一個困難是師資匱乏。當時辦在城市的學堂，有的由于聘不到足夠的教師而縮小辦學規模，有的只能使用僅受過短期培訓的速成教師，還有的“其教授法視家塾無甚差異”。城市學堂尚且如此，又怎能顧及鄉村教育呢？

三、廢科舉后鄉村教育的狀況

廢科舉、興學堂，并沒有達到清政府的預期目標，反而導致了另一種狀況：一邊是鄉村教育明顯落后，與科舉時代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一邊是新學堂培養了一批清王朝的掘墓人，這恐怕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鄉村教育的落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村子弟沒有得到受教育的均等機會。科舉時代，除宗室、貴族外，城鄉子弟均有受教育的機會，當時府州縣學的學生大多來自鄉村。廢科舉后，鄉村子弟大多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當時即有人指出了這一問題：“科舉之弊，近人詳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處，則公平是也。今學堂學生，近城鎮者入之，僻遠不與；有勢力者入之，微寒不與。”（《舉人李蔚然請變通整頓學務呈》，見《清末預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第985頁）直到民國初年，這一問題仍很突出，故有人呼吁：學校需要大大增設，“叫一般青年都能得到教育的均等機會”。二是鄉村讀書人數明顯減少。科舉時代，讀書人的數字是相當可觀的，在鄉村“家弦戶誦”是極為普遍的現象，以至“深山密箐間，弦誦之聲，不絕于耳”。而廢科舉之后，“鄉間讀書之聲有減無增”，讀書人數明顯減少，失學人數大大增加。

總之，清末倉促廢除科舉對鄉村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是造成近代鄉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從這一歷史現象中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第一，任何一項重大的改革都不免帶來社會陣痛和負面影響，當政者的責任，應該在果斷推行改革時，更慎重、周密地考慮可能出現的問題，防患于未然，盡量把改革帶來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第二，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在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城鄉發展是不平衡的，而在廢科舉、興學堂的過程中，城鄉差距被進一步拉大。在今天強調縮小城鄉差距、均衡發展時，這一歷史教訓同樣值得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