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上海灘刮起了一股霍元甲旋風。旋風起源于前來中國走穴淘金的英國大力士奧皮音。這個來自英倫的“型男”在位于四川北路的亞波羅影戲院(ApolloTheatre)表演舉重、健美等，嚴格地說，無非是個走江湖、賣把式的洋藝人，在技擊格斗方面，只會些花拳繡腿的招式。洋賣藝的當然也要吆喝，指望大清國人民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奧皮音的吆喝有點過頭，在舞臺上公然表示要與華人打一場擂臺，被記者們一炒作，成了對“東亞病夫”的挑釁與侮辱，深深地傷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傷的感情，于是，“滬人嘩然”，群情洶洶，渴望著本土英雄們挺身而出，為國爭光。

霍元甲就在這個時候閃亮登場。

幕后策劃

為霍元甲在幕后做策劃的，是他的哥兒們農勁蓀。農勁蓀在天津經商，身家富裕，在經濟上一直照顧霍元甲。據說他也是霍元甲在政治上的啟蒙者及幾乎所有事業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在他的諄諄教誨及不懈的包裝下，霍元甲從靠拳頭吃飯的一介武夫，最終樹立了類似民族英雄般的光輝形象。

農勁蓀是同盟會會員，他的背后還有一個更為隱秘的推動者：陳其美(即陳英士，其侄子為陳果夫、陳立夫)。陳其美是孫中山的助手，也是當時藉藉無名的蔣介石的結拜兄弟。身為青幫骨干與同盟會高級干部，陳其美在上海負責協調這兩大幫派的造反事宜。依靠黑幫鬧革命屢戰屢敗后，同盟會便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此時，大清政府正在全面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寬容局面，在地方自治運動中，一些以強身健體為旗號的民間準軍事力量紛紛出現，同盟會自然也要抓住機遇，“希望十年內訓練出千萬名既有強健體魄，又有軍事技能的青年以適應大規模革命運動和改良軍事的需要”(陳其美語錄)。霍元甲在江湖上名頭響亮，而且又是農勁蓀的哥兒們，自然是第一選擇。

事實證明，同盟會策動霍元甲迎戰已經在上海家喻戶曉的奧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勢公關”。報刊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霍、奧之戰儼然成為事關中華民族尊嚴與臉面、彰顯“黃魂”(即黃種人的魄力)的巔峰對決。

萬眾矚目之下，策劃者們開始在上海著名的“張園”內搭建大擂臺，“高達4尺，寬廣20尺”(兩個月后，大清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也在此舉行第一次股東大會，參閱本專欄8月24日《帝國的墻腳》)。霍元甲在報上刊登廣告，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世譏我國為病夫國，我即病夫國中一病夫，愿與天下健者一試”，并宣稱“專收外國大力士，雖銅筋鐵骨，無所惴焉！”

吊足胃口的霍、奧之戰，最后沒有上演。主流的說法是，奧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中國真功夫嚇破了膽，落荒而逃。“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樣的結局，自然是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威風。

而據居間擔任翻譯的另一同盟會會員、孫中山的小同鄉陳公哲回憶：“奧皮音初來中國，不曉國人拳術比賽方法，只取西洋拳術比賽規則，手戴皮套，只擊腰圍上部，不許足踢。霍元甲則以中國擂臺打斗方法，手足并用，無所限制，如有死傷，各安天命。彼此協商，未能獲得協議。”其實，奧皮音無非是個跑碼頭的賣藝人而已，“嘴大”并不意味著“無腦”，自知之明還是有的，沒必要非把大英帝國的榮譽套在自己身上，與中國功夫名家性命相搏。

總之，在這場高調宣揚的比武中，霍元甲已經不戰而勝。為了滿足臺下觀眾的熱情(筆者尚未查證到同盟會設定的入場券票價)，主辦者只好邀請觀眾上臺打擂，“以不傷對方為原則，以身體倒地分勝負”。一場關系到民族榮譽的大戰，至此演變為一場集體聯歡。霍元甲及其徒弟自然是輕松獲勝，自此在上海灘打響了名頭。

霍元甲的品牌在上海灘立足后，同盟會再接再厲，于1909年當年就開始在閘北的王家宅籌備“精武體操會”，自然掛的是霍元甲的名頭：由霍主持精武技擊并習軍事，農勁蓀擔任會長。“精武體操會”宣稱以提倡尚武精神為目的，招收12~35歲的健康男子，每人收會費鷹洋2元。

次年，大清政府依法批準成立“精武體操會”，首批會員73人，成為日后反清的骨干。而霍元甲本人也在隨后不久離奇死去，一般認為是被日本人下毒致死。

槍桿子脫手

同盟會對精武會的“類黃埔軍校”政治屬性，毫不諱言。孫中山的親密助手邵元沖，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其時有北方拳術家霍元甲到申，先生(陳其美)重技術，就相結識，談論間頗覺霍君富愛國思想，乃運動上海各界人士為技擊者謀劃創辦學校，挑選同志中志向堅定體格強健者，由霍君傳授拳術，并及軍事，以應革命之需要。”(《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日后，當精武體操會改造為精武體育會時，處在政治低潮的孫中山親臨訓話，儼然將該會當做了自己的軍官學校。

其實，類似精武體操會這樣的武術團體，在晚清及民國初年，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涌現。這其間，自然有著強身-強國的樸素追求，但背后也摻雜了各種政治勢力跑馬圈地、拉桿子聚團伙、以期實現“槍桿子(包括刀把子)里面出政權”的現實目的。

同樣在1909年，性格溫和的蘇州人，也在地方自治運動中，建立了“觀前大街市民公社”，后來改造為“蘇州市民公社”。根據“公社”的章程，“本社以聯合團體，互相保衛，專辦本街公益之事為宗旨”，屬于街道商民的自治機構，但這些“居委會”卻在不久后以健身強體為理由，獲得政府許可，建立了準軍事的保安組織。由蘇商體育會等自治機構演變而來的“蘇州商團”，到民國時居然發展成下轄45個支部、2000余名“團員”、1400多桿槍及其他軍用設備的龐大武裝。

其實，在大清國的改革過程中，地方的分離趨勢一刻也沒有停歇過，并在關系到政權根本的警政、國防方面屢有突破。早在戊戌變法期間，湖南就成立了“保衛局”，由官、紳、商聯辦，行使地方的公安大權。而新政改革中，上海成立了“南市商會公會”(上海商團公會)，公開組建武裝力量，在政府許可下，配備了160支步槍及500發子彈，人員多達2000人。其后，這支商團武裝更名為“上海保衛團”，在上海歷次的政治武斗中，時而唱紅臉，時而唱白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開創了上海地方武裝干預政治的傳統。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歷來是中國歷史顛撲不破的真理，同樣的，這條真理的反推也無數次地被歷史所應驗：槍桿子脫手，政權一定會出問題。晚清政治改革不斷加速，并最終失控導致翻車，其中，包括準許地方建立準軍事力量，乃至允許這種準軍事力量脫離中央的直接控制，都直接引發了中央權威喪失、凝聚力渙散。大量地方準軍事力量的出現，并沒有推動憲政改革中設定的地方自治，相反，卻推動了地方的離心，并為日后軍閥林立準備了豐饒的土壤。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由愛新覺羅家族大一統的中央獨裁，轉變為各地實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獨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卻沒有改變權力萬能及贏者通吃的規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依然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無非是把主語“皇帝”替換成了別的與時俱進的名稱而已。

在這樣的天地之間，功夫卓群的霍元甲，自然也無法逃脫作為槍桿子的宿命定位，以一個英雄的悲劇，演繹一個時代的悲劇，去激勵無數生活在悲劇時代中的時人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