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英引發(fā)了中英媒體的廣泛關注，無論是金馬車接送，還是英倫范兒十足的接待儀式，作為老牌紳士國家，英國都可謂做得盡善盡美。不少國人甚至追今撫昔，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在這個當年“羞辱過中國”的大英帝國面前總算找回了顏面。不過，回首百年前的那段交往史，至少在外交禮節(jié)上，中英之間到底誰先羞辱了誰，還真難說。

彼來：磕頭引發(fā)的糾紛

對于本次習近平的訪問，美國《華盛頓郵報》批評英國對華采取了“全面磕頭”的政策，此論一出，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立刻進行了激烈反駁。說來有趣，“磕頭”這個字眼的確是英國對華外交中最不能聽的比喻，因為兩百年前中英第一次禮儀之爭，就是磕頭引發(fā)的。

與今天一樣，中英之間第一次外交接觸也始于經濟利益的驅動。1793年，正在進行工業(yè)革命、急于向中國傾銷商品的英國政府，派出馬戛爾尼勛爵領銜的使團訪問中國。深諳外交之道的馬戛爾尼的真實目的是開拓中國市場，但他沒明說，而是玩了個小花招——號稱是代表英王前去給乾隆皇帝祝壽。十分好面子的乾隆一聽自然龍顏大悅。地方官員也不敢怠慢，熱情迎請了英國使團。馬戛爾尼一路好吃好喝，于當年9月到達承德避暑山莊，準備覲見在那里狩獵的乾隆。

故事到這里本來挺好，然而就在覲見即將進行的時刻，雙方卻因為覲見禮節(jié)而起了糾紛。按照清廷禮制，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時須三拜九叩。然而在英國人眼里，雙膝下跪是面對上帝時才有的禮節(jié)，磕頭更是聞所未聞。中英之間關于禮儀的拉鋸戰(zhàn)就此展開：起初，乾隆以為英國人是因為“久居化外”不懂得禮儀，還“體貼”地派了個欽差大臣徵瑞教英國人如何行禮。徵瑞教導英國人也算苦口婆心，據(jù)英國方面記載，此公跟馬戛爾尼談話中，甚至還“善解人意”地把西方人“無禮”歸咎于服飾的區(qū)別，說我們中國的長袍多好啊，寬寬大大想跪就跪，想磕頭就磕頭；你們英國人的服裝設計得就不太合理，磕頭不方便嘛。不如你們覲見皇上時把腰帶、吊帶都去掉，這樣君臣名分就好講多了。想不到英國人就沒想跟乾隆講中國式的君臣禮儀，壓根兒沒接徵瑞的茬。

道理說不通，只能來硬的。乾隆為使馬戛爾尼屈服，一度下令給英國人的伙食降檔，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原來四分之一的口糧。不想馬戛爾尼更硬，索性以絕食抗議。最后時刻，雙方不得不各退一步，馬戛爾尼在覲見乾隆時行了單膝下跪禮。其實，在馬戛爾尼看來，如此大禮已經體現(xiàn)了對中國皇帝的極大尊重，按西方的規(guī)矩，覲見他國君主只需三鞠躬，只有見本國君主時才會單膝下跪并吻手。然而乾隆并不領情，斷然拒絕了馬戛爾尼使團提出的通商請求，并授意手下官員從速將這幫不知禮儀的英夷禮送出境。中英之間第一次“親密接觸”，就這樣以喜劇開頭，而以鬧劇收場了。

中英之間有關磕頭的糾紛并沒就此結束。1816年8月，英國的第二批使團由阿美士德率領到達北京。由于二十多年前馬戛爾尼的傲慢無理，使嘉慶皇帝決心一定要讓英夷接受教化三拜九叩。于是，英國使團18日午夜剛到北京，氣還沒喘一下，就被宣召進宮。在殿外等候的時候，中國官員們開始“教育”特使阿美士德磕頭，看口頭說服教育無效，大臣們居然動手，于是雙方在紫禁城大殿外就開始“弘揚武學”，一時間好不熱鬧。一番“酣戰(zhàn)”之后，阿美士德最終憤然離去，干脆放了嘉慶皇帝的鴿子。又是因為禮節(jié)談不攏，中英這次沒談成。

我往：李鴻章的英國行

近代歷史學家蔣廷黻有句話說：“中西的關系是特別的。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在外交的“里子”上，蔣廷黻先生的話也許是真知灼見，然而，面子上，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其實沒給中國太多難堪，甚至有的時候，外交禮節(jié)還超出常規(guī)。

1896年，剛剛在甲午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的中國國運可謂跌到了谷底，一手操持洋務運動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此時更成為千夫所指。為了躲避國內的指責之聲，更為了給內外交困中的清朝尋找盟友，清政府特命李鴻章為一等欽差大臣周游世界。想不到，李鴻章此行因禍得福，反而受到了各國政府的空前禮遇，幾乎到處受到國家元首級別的接待，有的國家還把他譯為“中國副國王”，高接遠迎。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當年曾被乾隆、嘉慶兩代皇帝逼跪過的那個英國，幾乎拿出了所能想到的所有禮節(jié)接待這位已經失勢的李中堂。李鴻章前往外省參觀時，為了確保安全，英國政府甚至特地調撥了一列專用火車，并準備了四輛客車開道。為表尊重，英國女王甚至特地將皇家維多利亞勛章授予他，李成為獲得該勛章的首位外國人。

與英國方面禮節(jié)上的無微不至相比，李鴻章雖然半生操持洋務，但在禮節(jié)上卻仍然不免露怯。訪英期間，主人邀請他去看一場足球賽，李鴻章在看了半場以后，突然問陪他一起觀戰(zhàn)，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國勛爵、子爵們，“那些仆人，把一只球踢來踢去，什么意思？”英國人說：“這是比賽，而且他們不是仆人，他們是紳士，是貴族?！崩钍蠐u搖頭說：“既然是貴族，為什么不雇些用人去踢？為什么要自己來跑得滿頭大汗？謬矣哉，謬矣哉！”對于李鴻章這番完全“外行”的評論，陪同者也沒有戳破。

國力衰微，又對西方如此陌生，李鴻章卻如此大受歡迎，這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正當李鴻章環(huán)游世界時，剛剛在甲午戰(zhàn)爭中領軍打敗李鴻章的日本政治家山縣有朋也在訪問歐洲。前后到達的兩人待遇卻差別巨大，倫敦記者就此事采訪山縣有朋，山縣無奈地說：“中國是大國，李鴻章又是著名的人物……西方各國無一不想與其親善并合作獲得利益……我不能嫉妒他?！?/p>

“中國是大國”，山縣有朋的這個評價，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英國對華外交的主軸。不管強盛也好，衰落也罷，中國龐大的體量時刻吸引著英國這樣一個經商國家孜孜不倦地對華“求交往”。面對這樣一個百年不變的追求者，與其沉湎于被“追捧”的驕傲或感嘆被“羞辱”的不公，倒不如心平氣和地摸索與這個國家的平等交往之道，也許這才是中國最應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