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族化羌系民族黨項人創建的西夏王朝兼具內亞性和中國性，但王朝本身沒有遼闊的后方根據地，且王朝的前身源于唐朝的邊疆藩鎮，因此西夏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北族王朝。西夏前期與北宋、遼對峙，中后期與金、南宋鼎立，在遼、金都致力于塑造本朝的正統性時，西夏皇室具有怎樣的正統觀呢？

元昊稱帝：作為黃帝后裔的北魏拓跋氏

元昊于公元1038年稱帝后，極力向宋廷宣稱自己為北魏拓跋氏之后，他在上北宋的表文中談到：“臣祖宗本后魏帝赫連之舊國，拓跋之遺業也。”亦云表文聲稱：“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后魏之初基。”宋人甚至記載元昊改姓元，《歸田錄》云“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于尊號。”

元昊的這項政治宣言，旨在通過北魏拓跋氏之后的尊貴身份來強調自己建立西夏國家的合法性。由于《魏書·序記》稱北魏拓跋氏為黃帝之裔，元昊通過堅持以北魏拓跋氏為祖得以成為黃帝之裔，作為黃帝之裔的西夏皇室逐漸認為西夏的國家文明高于周邊各族。

西夏六號陵西碑亭出土漢文殘碑記有“梯航四 ”，七號陵東碑亭出土漢文殘碑記有“大破之虜”、“并吞八荒”、“三年西戎”、“戎夷匪(茹)”、“北塞韃靼 變俗用夏”、“西戎滿”。西夏番文史詩《夏圣根贊歌》云：“四方夷部遣賀使，一中圣處求盟約。”這些虜、戎、夷正是西夏周邊文化低于西夏番族的游牧民族。

在西夏番文字典《文海》中，西夏番人解釋“漢”為“蠻”、“吐蕃”為“戎羌”、“九姓回鶻”、“契丹”為“夷”。從“北塞韃靼，變俗用夏”可知西夏皇室正是要以本國的番族文化來改造處于蒙昧狀態的韃靼，西夏的番族文化因而披上了“華夏”的外衣。此時在西夏皇室的眼中，世界上具有文明的民族僅有吐蕃、西夏番人、宋朝漢人，女真金人因為在進攻宋朝時毀滅華夏文化，被夏仁宗仁孝斥為“丑虜”。

天子vs可汗：正統名號之爭

西夏皇帝自元昊起皆自稱為天子。《續資治通鑒長編》記元昊正式稱帝前“自稱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黃天子。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僣號。”史金波先生指出“ 兀卒 二字，考其音、義，的確應是后來創制的西夏文中的 皇帝 二字。”“第一字除有 皇 意外，尚有 天 、 乾 、 霄 之意，與這個字字音相同，文字構造有密切關系的另一個西夏字又作 青 字解。因此，這兩個字譯為 青帝 、 天子 也有一定道理。”

西夏韻書《同音》釋“帝”為“兀族，皇帝、天子”。此外，在西夏帝陵殘碑中也多次出現“天子”，如神宗遵項陵東碑亭西夏文大字殘碑記有“天子”，西夏六號陵東碑亭西夏文殘碑記有“天子”，西夏三號陵西碑亭西夏文殘碑也記有“天子”。

元昊稱帝后，北宋朝野予以強烈譴責。范仲淹在延州致信與元昊，要求元昊停止使用皇帝名號，改用內亞世界的可汗名號。由于北宋一直視西夏為本朝藩鎮，因此元昊稱帝是宋廷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元昊雖然聲稱近代有契丹稱帝故事，自己援引此例稱帝，但仍然被范仲淹駁斥。

西夏與北宋爆發戰爭后，北宋在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接連慘敗，宋廷不得不默許元昊稱帝，但仍然希望元昊能夠改用可汗名號。宋仁宗曾密詔龐籍招撫元昊，《續資治通鑒長編》云：“于是密詔籍招納元昊：元昊茍稱臣，雖仍其僣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

定川寨之戰后，宋夏雙方開始進行議和。元昊致北宋的外交文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其中“邦泥定國”即西夏番人對本國的自稱“白高國”的音譯，“兀卒”在西夏番語文中乃皇帝之意，因此“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實際上就是“男白高國皇帝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

元昊雖然稱宋仁宗為父，如石敬瑭稱耶律德光為父，但是仍然與宋仁宗分享皇帝名號。但是宋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僅僅以為“兀卒”音同“吾祖”，元昊使用這一稱號是對宋廷的大不敬。元昊使臣賀從勖則堅稱“兀卒”就是宋廷認為的古代單于、可汗，實際上他非常清楚“兀卒”就是皇帝之意。

宋夏慶歷和議達成后，北宋封元昊為夏國主，元昊對北宋稱臣，但元昊在西夏境內始終堅持皇帝的天子名號，拒用內亞世界的可汗名號，力圖將本國打造為中原正統王朝譜系中的一員。

九龍之尊：皇權的裝飾象征

以天子自居的元昊還將龍紋用作西夏皇室的御用紋樣。《續資治通鑒長編》曾記夏毅宗涼祚寵臣毛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曩霄即元昊，可知元昊時就有盤龍服。

遼興宗征討西夏時曾俘獲元昊的“九龍車”，后被遼使獻與北宋。而“九龍”自漢以來就經常被統治者用來裝飾皇權：東漢皇宮有九龍門;曹魏洛陽宮殿有九龍殿;北齊在鄴城也建有九龍殿;武則天在東都建明堂以九龍裝飾;五代十國時，馬楚建有九龍殿，閩國王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北宋皇家之景鐘“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遼圣宗皇后蕭氏也曾造九龍輅;金朝也以九龍車為皇后之車，乃皇后六車之一。

然而為什么是“九龍”？對此，陳懷宇先生指出：“中國自古以來即重視數字的象征和規范作用，數字和社會地位、政治權力密切相關，象征指數字的大小象征社會空間的大小和人物權力的大小，如三皇五帝中的數字，如九鼎、九錫、九龍中的數字九等。九是單數中最大的數字，因而九龍也用來象征皇權。”(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西夏制造九龍車明顯受到前朝以九龍裝飾皇權的思想影響，也體現了西夏皇室欲以九龍來顯示本朝的正統性。

西夏帝陵作為逝去西夏帝王的安寢之所，安置有不少龍形器物。這些龍形器物體現了西夏帝陵作為皇室建筑的尊貴特性，象征著保衛西夏帝陵神圣空間的瑞獸，是西夏皇權于冥界的延伸。

西夏帝陵的龍形器物主要包括雕龍石欄柱、龍首魚身形鴟吻、龍頭狀套獸、龍頭狀脊獸，這些器物或豎立于西夏帝陵建筑群的地面，或裝飾于各類建筑的屋脊，給人以神圣威嚴之感，讓人深感西夏君王雖逝但龍威依在，是塑造西夏帝陵神圣空間的重要器物。西夏帝陵殘碑上的“龍”、龍海”字樣、各類殘碑的龍紋裝飾、陵區北端圣容寺遺址龍紋殘方磚也都顯示了西夏帝王在世時為真龍，逝世后為睡龍的神圣特性。

意欲進據前朝舊都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元昊自稱青天子，稱北宋皇帝為黃天子，而青天子與黃天子相對當另有深義。

元昊稱帝時以北魏拓跋氏后裔自居，北魏最初的德運為土德，在孝文帝時改為水德。按五德終始說，繼北魏而立的西夏當為木德，而木德尚青，因此元昊自稱青天子。另據彭向前先生研究，西夏承繼唐朝土德，以金德為本國符德，由于金德尚白，因此西夏人稱自己的國家為大白高國。可見在元昊之后，西夏又將本國德運從木德改為金德。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皇室在對遼、對金外交中基本使用李姓，這體現了西夏皇室在本國政治文化的構建中以唐裔自居。

梁啟超先生指出中國古代史學所認為的正統王朝具有六大特征，分別是得地者、據位久者、有前代之血胤、據前代之舊都、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為正統或出身為中國種族者。(《新史學》)西夏皇室除自稱北魏拓跋氏之后及在對外政治交往中采用李唐皇姓外，還表現出對漢唐舊都長安乃至中原的濃厚政治興趣。

元昊重臣、西夏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代元昊所作致北宋邊境露布云：“朕欲親臨渭水，直據中原。”《續資治通鑒長編》亦云：“元昊有作偽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中原地區乃歷代正統王朝的核心政治區域，象征著正朔所在，元昊的露布體現了他意欲進據中原，使西夏成為正統王朝的政治野心。

此外，元昊之子夏毅宗涼祚也懷有進據中原之心。呂大防對宋英宗的奏言中曾談到：“今涼祚少年繼襲，多招亡命，與之為謀，有窺關輔、劍南之意。”

效仿中原王朝舉行祭天大典

祭天是中原正統王朝最重要的國家大典。西夏正式祭天始于元昊稱帝時。元昊稱帝后，遣使上表北宋。表文談到：“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愿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宋史·夏國傳》)

制禮作樂是圣王的政治特權，也是普通帝王成為圣王的重要政治手段。元昊創制西夏文，制禮作樂，是正式稱帝前的重要政治準備。周邊各族各國的臣服以及本國臣民的擁戴，又為元昊稱帝奠定了民意基礎。

經過再三禮讓這樣必要的政治程序后，元昊通過祭天正式稱帝。關于元昊祭天，西夏番文《文海寶韻》序云：“寅年十月十一(日)，(風)角城皇帝郊壇備禮，增其依仗，為(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從“增其依仗”來看，典禮極為隆重。

西漢成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曾上奏云：“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從祭天為元昊稱帝的最后一道政治程序來看，祭天在元昊稱帝的整個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通過祭天，元昊得到天意垂睞，在上天的支持下登上帝位，西夏王朝的合法性得到了上天的確認。

由于祭天為歷代帝王的政治特權，元昊通過祭天向全國民眾展現了他作為帝王的政治身份。祭天是元昊從北宋所封之西平王成為皇帝的重要政治儀式。由于祭天為歷代帝王所壟斷，因此元昊在向宋仁宗上表中談到：“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元昊希望宋仁宗允許他在西郊之地稱帝，這等于分割了宋仁宗祭天特權以及他的皇帝名號，對宋仁宗“予一人”的政治權威構成了強烈挑戰，對北宋王朝的正統性造成了強烈質疑，因此為北宋朝野所譴責，兩國進而爆發戰爭。

在戰爭爆發至慶歷合議之前，北宋朝野對元昊祭天都極為敏感。韓琦、范仲淹曾上言：“今元昊于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后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朝、西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僣。”可見北宋朝野都認為李元昊稱帝祭天為僣偽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