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革掉了李家王朝的命，硬生生地在唐史中間夾入了一段周朝代，身處貞觀之治、永徽之治強大的慣性之下，女皇無論如何折騰，都未能影響盛唐的大勢。

從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到唐玄宗的開元之治，后世將這段歷史稱之為“盛唐”。這其中，唐高宗“蕭規曹隨”的永徽之治延續著貞觀之治的榮光，而荒唐的唐中宗及消極的唐睿宗畢竟祚運過短，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不大，獨有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對歷史的折騰動靜頗大，她甚至革掉了李家王朝的命，硬生生地在唐史中間夾入了一段周朝代。但這些舉動并未影響盛唐的大勢，某種程度上，武則天在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間成為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使盛唐的基業能夠延續下去。

武則天的人格特征

武則天十四歲入宮成為女官才人，至二十歲唐太宗身死入感業寺為尼，這段生活是極其黯淡的。她的余生許是會伴著青燈古佛聊逝光陰而已，她當初入宮時的壯語“見天子庸知非福”看來真正要“非福”了。孰料咸魚也能翻身，新皇帝早與她暗生情愫，未幾被召回宮中成為侍寢的昭儀，她的肚子也很爭氣，接連給皇帝誕下了四男二女。更為重要的是，她在此期間成為了大唐皇后，然后和皇帝聯手殺掉長孫無忌等重臣，從此參與朝政與皇帝并稱“二圣”，及至唐高宗死后，她干脆廢掉兒子的皇帝之位，定國號為“大周”，自己當了皇帝。

這樣一個不世出的人物，考察其人生軌跡，她的人格特征是這樣的：她的相貌美麗且舉止優雅，有文史的才學根底又聰明多計，早年生活經歷的銜怨銜恨使她變得早熟和忍恥、能權變，對自己人生旺盛的企圖心使她向具有支配、自主、暴力的性格傾斜，最終形成威權人格。

這樣的威權人格使她的人生軌跡變得脈絡清晰，在她的思想中，儒家道德及社會規范處于從屬地位，為了取得權力，她可以忍辱屈身，將一切能利用的東西用作武器，這其中就包括親情，所有危及權力道路的障礙務必清除，其中也包括兒孫；一旦取得權力，就以掌握生死大權之手來維系政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武則天威權人格延伸出的政權治理方式，與儒家理想治國方法是背道而馳的。唐太宗踐行了儒家治國學說，由此形成了光照后世的貞觀之治，他的治國理念和方略被后人編入《貞觀政要》一書中。從書中可以看到，唐太宗所以成為“千古一帝”，恰恰是自覺對君主的威權人格進行諸多的限制。現在武則天取得了政權，可以肆意地渲染自己的威權人格，使國家的大政方針都打上自己強烈的烙印，若以唐太宗來參照，這種威權人格是對國家有害的。

武則天治下的弊政

唐高宗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武則天與丈夫聯手殺掉了長孫無忌等重臣，從此政歸中宮，武則天開始參決朝政。以此為標志直到神龍元年（公元705年）的“神龍政變”，武則天手綰朝廷權柄近五十年之久。

在她的治下，高層政治和政風應當是相當敗壞的。為了取得權力，武則天以不斷地清除權力道路上的障礙為要，誅殺長孫無忌等權臣是唐高宗贊許的，但是此后動輒羅織罪名清洗大臣，甚至兩任太子皆不得善終，則是武則天刻意為之的；當她拿到權柄，為了鞏固政權，不惜廣開告密之風，用酷吏政治來御國，遂使宗室人員及異己者盡遭屠戮，恐怖政治一統天下；及至她成為皇帝、權位得到鞏固后，又大肆任用自己的武家子侄和男寵，官員需要奉承他們方為進身的捷徑，遂使阿諛之風流毒天下。如此敗壞的政風，與貞觀之治的方略是背道而馳的，對清明政治而言無疑是戕害的利斧。

于是，唐太宗時代刻意營造的“君臣一體”政風蕩然無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臣之間成了真正的依附關系，群臣皆在揣測皇帝所好以迎之，接近女皇的男寵就成為一條終南捷徑。有一個故事稱，大臣宋璟因為呼男寵張易之為“張卿”，頓時引起其他大臣的當面質問“奈何呼五郎為卿？”，在這些馬屁官員看來，呼人為“郎”有親近尊敬之意，以“卿”呼之實為不敬；而男寵張昌宗被人諛為“面似蓮花”，一個諛媚大臣楊再思道：“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其阿諛如此，令人不忍卒讀；再如寫有佳句“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的詩人宋之問，一直厚著臉皮想努力成為武則天的男寵，不料因為他有口臭被女皇所拒，只好轉拍男寵張氏兄弟的馬屁。在這種政治氣候下，阿諛奉承、貪贓納賄、失卻儒家道德成為官場必備，如一劑毒藥慢慢地侵蝕著本來健康的國體。

表現在國家財政開支上，女皇熱衷于神道建設，她興建佛寺、建造大佛、九鼎、十二肖神，多次進行封神、封禪活動，并且兩造明堂，建設天樞，遂使國庫空竭，甚至需要洛陽胡商和四夷君長來捐錢。君王如此，世上的奢侈及享樂之風日甚。

至于國防事宜，女皇依照自己的威權人格選擇了與諸夷硬碰硬的方式，由此兵役屢興。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貴統兵10萬往擊吐蕃，大非川一戰全軍覆沒；儀鳳三年（公元678年），李敬玄統兵18萬又被吐蕃打敗；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又三敗于吐蕃；從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到女皇下臺，東突厥汗國在北部又復崛起，與唐朝有大小數十戰。在女皇的執政生涯中，吐蕃和東突厥成為她最棘手的外交問題，她一味采取硬碰硬的方法，少有唐太宗的制衡和羈縻方略，由此敗績甚多，加重了百姓的負擔。老百姓不堪其擾，到了武則天晚年，人們為了逃避賦稅和勞役，戶口逃匿與欺隱的現象日重，由此開始威脅盛唐的柱石：均田令、租庸調法、府兵制。這種影響是深遠的，到了唐玄宗時代，因為均田制的潰失，府兵制也就走到了盡頭，客觀上造成了安史之亂，此后的藩鎮割據使盛唐成為歷史。

盛唐的柱石形成非一日之功，而形成的柱石也不會瞬間崩塌，會有一個逐漸侵蝕的過程。女皇的統治慢慢開始侵蝕盛唐的肌體——奢侈營造花費與兵役損耗，使勞役日益沉重，社會也日益殘破，由此官場亂象頓生、貪官日益得利，社會的公平正義漸散，則政權危矣。

盛唐成就了武則天

如上所述，女皇的弊政如此，但其治下的國家經濟和人口仍處于上升的態勢。武則天執政時期，糧食生產還算豐稔，由于賦役加重、社會失序，米價較之此前的貞觀、永徽年代和此后的開元年代略有上升，顯示當時有一定的通貨貶值和膨脹，但不至于困窘。從人口增速來看，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有380萬戶，到了武則天被推翻的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有615萬6千余戶，人口3714萬余人，比永徽元年增加了230萬余戶，每年增長率約為1.2%，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實為罕見的高速度。由此來看，武則天對經濟的增長和人口的增加，有著積極的貢獻。

前面說過，武則天威權人格的治下是與儒家精神相悖的，不符合貞觀之治的治國理念，她的治國理念和方式形成了弊政，并開始侵蝕盛唐健康的肌體。但從實際上看，她也同時延續了盛唐的國脈。除了中華帝國的軀體龐大，周邊又無強敵，武則天的弊政盡管侵蝕了帝國的肌體，畢竟時日尚短、癥狀尚輕，尚未到達顛覆政權的地步，另外還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武則天雖廢唐建周，但國家的政治架構及各種國家大法沒有改變（如均田令、租庸調法、府兵制和禮儀律令等），國家承繼貞觀之治和永徽之治的各種做法，依慣性前行。

比較而言，武則天的興奮點在于如何取得權力和鞏固權力，對于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治理方式如何，她絕無耐心重構。且唐朝行走到這里，唐太宗開創的治國理念已經深入人心，顛覆重建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順應之還能收到民心。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則天進號為天后，隨即建言十二事，被視為武則天的政治綱領，其中有勸農桑薄賦稅，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廣言路杜讒口等內容，分明是貞觀之治的延續，只是武則天心口不一未加實施，不過是她迷惑百姓的官樣文章。但她如此煞費苦心，足證教化天下是當時人們的共識，她明面不能反對，甚至要被動地響應。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貞觀新政的洪流推動著武則天時代前進，這種慣性成就了武則天的部分好名聲。

第二，武則天大肆屠戮功臣及宗室人物甚至殃及者眾，畢竟限于上層社會，不至于引起中下層社會動蕩。且武則天善于以權術掌控天下，無人敢在其治下有覬覦之心，她于是用掌馭之力保持了政權的平穩，也就使天下保持安寧，這樣就為崇尚太平的農耕社會提供了生產前提。

武則天大肆屠戮大臣和宗室，但天下事情需要人來做，靠武氏子弟及男寵來填補，水平及人數皆有限，于是，武則天將目光投向科舉。為了體現公平武則天發明了糊名制；為了成為貢生的“座主”，武則天不辭辛苦逐個問答，于是，她為自己選拔出來了一些人才。她的這些舉措，無意中將能才選出，甚至為唐玄宗的 “開元之治”儲備了一些人才。

第三，武則天之后，她的兒子唐中宗和唐睿宗相繼執政，可惜一個荒唐，一個消極，母子相比，武則天的威權人格和鐵腕馭政使天下變得秩序井然。及至唐玄宗依貞觀故事行事，人們以為他所廢除的弊政主要是唐中宗及唐睿宗倡行的積習，與武則天關系不大。由此以來，上有貞觀、永徽之治，下有開元之治，盛唐的腳步未曾止歇，武則天其實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功勛人物。

所以，還是盛唐本身成就了武則天的治理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