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1082—1135）的政治作為和藝術成就正好形成強烈的反差。這很容易讓人推理出他是個藝術坯子，不諳政事，“獨不能為君”。其實對徽宗政治才能的評價并不能如此簡單論定。從他在藝術方面的過人智慧和對藝術的精細態度來推斷，他做任何事都不會是糊涂蛋。本文倒不是想論斷徽宗的政治面目，談徽宗還是更應該從他的畫還有畫院談起，由此來反觀宋代的人文傳統乃至政治亦十分有趣。

中國之畫院創設于晚唐五代。此前漢代皇家沒有畫室。敦煌榆林窟里，有“都勾當畫院使”等題名，這是統治當地的曹氏世家創設畫院的記錄。五代西蜀和南唐正式從翰林院中分設出翰林圖畫院。宋太祖篡周后即建翰林圖畫院。不惟太祖，北宋的許多皇帝，如太宗、仁宗、神宗，當然還有徽宗，以及南宋的高宗，均有繪畫藝術修養，他們對畫院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到徽宗手里，畫院便不僅僅是供養畫家的地方，還建制設學，成了名副其實的皇家美術學院。據《宋史·選舉志》記載，當時這所學院有一套課程計劃和教學方法，還有一定的招生制度、考試制度，以及寄宿安排等。繪畫被并入科舉取士之列。

入學考試非常有意思。常以唐人詩句命題，如“踏花歸去馬蹄香”，獲第一名的畫一群蜂蝶追逐飛奔的馬蹄。“嫩綠枝頭紅一點”，第一名的僅畫一美人依欄而立，唇上一點紅，與綠柳相映。“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第二名以下皆畫空舟系于岸側，或一鷺立于舷間，或鴉棲于篷背，第一名的則畫一舟人臥于舟尾，橫一孤舟。其意不在舟中無人，而表現無行人出沒。“蝴蝶夢中家萬里”，奪魁者王道亨畫蘇武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竹鎖橋邊賣酒家”，眾皆向酒家上下工夫，唯大畫家李唐但于橋頭竹外掛一酒簾，徽宗喜其得“鎖”字。招生對象有士大夫出身的“士流”和由民間工匠而來的“雜流”。入選的授職位，分畫學正、藝學、祗候、待詔等級，未得職位稱畫學生。以命題作畫和士流雜流共職的方法選拔人才，體現了競爭的公平性，能保證入選者有較整齊的水平，但卻限制了藝術創造性的發揮，特別是對生活感受深層次的表現。由“主題先行”的創作方法鼓勵畫家去賣弄一時的巧智，也容易帶來空洞抽象的習氣和畫風。這又是畫院自創辦那日起便有的悖謬。事實上，這些畫家一旦入畫院，基本上要按宮廷的意圖來作畫，會意者受獎或晉爵。比如宣和年間（1119—1126年）薛志畫鶴稱旨，“賞賚十倍”，又劉思義畫御容稱旨，晉升待詔。不合意者會招來斥責。據說畫工創作時還須先呈一個初步的稿子，經審查通過才可加工完成。徽宗會時不時來審察，稍不如意，便加批評，命令另選題材。許多時候還是以皇帝的性情用事。

畫院的學制班次分成三舍三等，仿的是太學制。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每月私試一次，由教師考。每年公試一次，過關補入內舍。隔年舍試一次，補上舍。上舍生分三等，上等的任官，中等的免禮部試，下等的免解試。考題與入學命題方法相似。在課程的設計上，分專業課和公共課兩類。專業課包括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六門，公共課為《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還是比較注意培養學生全面素養的。這種格局與現代美術教育是很相似的。

宋徽宗對教學非常嚴格，還親自去當“教授”。他命人每旬將宮廷所藏的名畫兩幅押送到畫院供大家臨摹學習，又要求畫士們深入觀察寫生。據宋人鄧椿《畫繼》記載，宣和殿前的荔枝結果，恰好有孔雀在其下，徽宗一高興，便命畫士們把它畫下來。大家各顯神通，但孔雀上石墩都被畫成先抬右腳。徽宗說畫得不對頭，大家莫名其妙。最后他降旨說：“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腳。”眾人嘆服。又有一次徽宗在龍德宮看見一幅拱眼斜枝月季花圖，聽說作者還是個少年新進，便大加褒賞。近侍問其故，他說：“很少有人能畫月季的，因為它四季朝暮花蕊葉片均不同。這幅畫畫的是春天日中時的月季，一點兒不差，所以要重賞。”如此細致的觀察和嚴格的要求真是讓人嘆為觀止。徽宗自己不僅喜愛填詞，而且獨創一格的瘦金體書法也相當精巧，于花鳥山水繪畫也無所不能無所不精。傳為他畫的《池塘秋晚圖》、《柳鴉圖》、《桃鳩圖》、《五色鸚鵡圖》表現手法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雪江歸棹圖》、《聽琴圖》可見他對北宋諸家的巧取妙用。而臨唐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搗練圖》則可看出其深厚的傳統功力。由于徽宗的嚴格要求再加上他自己的示范，這所畫院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后來南宋的名家李唐、蘇漢臣等許多畫家均出自這個畫院。畫《千里江山圖卷》的少年天才王希孟也是畫院的學生。他幾次把畫呈送徽宗，開頭畫得不怎么好，但徽宗發現他是可造之才，便親授技法，使他不到半年便畫出了這幅名畫。那時他才18歲。

前面說過，經過考試入院的畫士們一開頭便發展了巧智，這種巧智，再經嚴格的升學晉級制？和嚴謹的教學訓練，造就出來的藝術會是一種什么面貌呢？首先還是巧。宋人院畫之巧達于無以復加而且大巧若拙的境地。院畫總體來說屬工筆，而這種工筆畫無論用筆還是設色，特別是構圖，全然沒有造作之氣，簡潔、典雅、空靈。其次是寫實。比如羽毛畫得如真的一般，全然一片“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風尚。既要寫實，又不失空靈，真是奇跡。不過，院畫對“物外形”下的生命、生活意義的表現卻是有點兒蒼白的。我們從《貨郎圖》、《聽琴圖》中看到的市井風俗，或許是院畫家們所理解的生活真相的極限。這當然是遠遠不夠的。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說說院畫之與宋徽宗之與宋朝。宋代的皇帝無論在怎么困難的條件下，都會做精致的夢，猶如徽宗畫畫。徽宗在大敵當前的時候仍在他精致的夢里，南宋高宗于小朝廷也過得富有色彩。前面的太宗、仁宗、神宗、哲宗，均有一種巧思，他們一次次設計精密的改革方案，企圖用計謀來強大國家。但是這些計謀是理想主義的畫境，離治國之根本總有些距離。宋代的士大夫文章也寫得很巧，我們不能不推他們為天才。但這些天才的文章美則美矣，于做事上往往很難對號。活在宋代的好處是，你可以編織一個精致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