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所處的時代，唐朝已走出了“大唐輝煌”。 安史之亂是轉(zhuǎn)折點，唐朝經(jīng)歷了初期的貞觀之治和中期的開元盛世之后，開始由盛轉(zhuǎn)衰。德宗年間，重用宦官，縱容藩鎮(zhèn)，進一步加重了唐朝的危機。德宗死后，兒子李誦即位，是為順宗。而李誦早就身體不好，還在德宗活著將死未死之際，已是可大病纏身，后中風(fēng)失去了說話能力，成了啞巴。一年后掌政的李誦也無法上朝理政，在位僅6個月就被轟下了臺。而就在他在臺上的短暫時間里，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為首的“二王”進行了改革，史稱“永貞革新”。柳宗元就在這個時候登場了，時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掌文教外交的中級官員)，成為“二王”改革的中堅力量，深深地卷入這場短促的改革之中。

要知道，柳宗元首先是個文人，其次才是“政治家”，一個不夠成熟的“政治家”。同時參與了這場改革的還有劉禹錫，此人在詩文上也是大名鼎鼎。這真是一個才人輩出的朝代，劉禹錫被同時代的另一大詩人白居易稱為“詩豪”。本是文人，卻要參政，注定是一場悲劇。也正是由于他們這令人矚目的文人的身份，——這也是我們今天知道他們的最重要的原因，使得這場短促的革新有了不同的意味，更加耀眼璀璨。而“二王”對劉禹錫更為欣賞，允諾事成之后，讓劉禹錫擔(dān)任宰相。這就還要涉及到另外一個人，他也值得一提，也是大文豪，三人一度還是好朋友，誰呢？韓愈韓昌黎。韓愈本人沒有涉及這場改革，但事關(guān)事后對這場改革的評價，他的一些遭遇影響著劉柳二人認(rèn)知上的變化。我們今天更為孰知的是，韓愈與柳宗元共同倡導(dǎo)“古文運動”，“韓柳”并稱，他們是“唐宋八大家”之中的兩位唐時代人。我們還要知道，韓、柳、劉三人在中央共過事，有過交集。柳宗元和劉禹錫是同一年——貞元十九年(803)，從地方調(diào)任中央來的，劉禹錫任監(jiān)察御史(相當(dāng)于中央監(jiān)察部處級官員)，柳宗元任監(jiān)察御史里行(見習(xí)，與御史職權(quán)相同，薪水少一點)。當(dāng)時柳宗元30歲，劉禹錫比柳宗元大1歲，是31歲。而韓愈比他們更要大點，已是35歲，中進士早1年，進中央早兩年，也剛剛晉升為監(jiān)察御史。這樣，他們就走到了一起。以文會友，相同的志趣讓他們很快成了朋友，討論文學(xué)，唱和詩賦。這是一段愉快的合作期，韓愈后來寫長詩《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xué)士》也說：“同官盡才俊，偏善劉與柳。”

俗話說：好花不長開，好景不長在，不久他們就產(chǎn)生了罅隙。因韓愈抨擊時弊，觸怒德宗，被逐出朝廷，被貶官為廣東陽山縣縣令。而當(dāng)時劉、柳深受太子信任，正是朝廷里的紅人。韓愈所檢舉的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實，曾是劉、柳在縣里工作時對他們器重有加的老上級老領(lǐng)導(dǎo)，所以韓愈產(chǎn)生了懷疑，認(rèn)為劉、柳兩人在背后說了他的壞話。而劉、柳兩人從韓愈突遭重挫的身上則看出了后臺的重要性，“朝中有人好做官”，韓愈朝中無人，沒有后臺，難免遭受厄運。也許正暗暗慶幸自己有個大后臺——太子李誦。也許正是因此，劉柳深深卷入，惜乎順宗短命，后臺沒靠住。“永貞革新”是曇花一現(xiàn)，從開始到結(jié)束，共146天，是另一版本的“百日維新”。 “二王”被貶，另外還有八人俱被貶為邊遠(yuǎn)八州司馬，除柳宗、劉禹錫元外，其他六人為：韓泰、陳諫、韓曄、凌準(zhǔn)、程異及韋執(zhí)誼。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 二王八司馬”。“永貞革新”時間雖短但電光石火，影響深遠(yuǎn)，同時爭議也頗大，一直評價不好。

而在這對“永貞革新”非議的評價中，韓愈“功不可沒”。對好友的懷疑未經(jīng)坐實，后來事實也證明這是一個誤解，不過韓愈一直未曾諒解。舒蕪在《韓愈詩選》序中說：“對于政敵王叔文集團，包括對老朋友柳宗元、劉禹錫，真是悻悻之狀如見，切齒之聲可聞。”韓愈的長詩《永貞行》有幸災(zāi)樂禍落井下石之嫌，后撰寫《順宗實錄》，其中也滿是詆毀和中傷。這也成為韓愈一生政治上的污點。相形之下，白居易倒是充滿著同情。韓愈在柳宗元死后為他寫的《柳子厚墓志銘》中，雖對柳宗元的人品、才學(xué)和成就做了比較客觀公允的評價，但提及此事仍語含譏諷。后世修《舊唐書》、《新唐書》及《資治通鑒》等書，關(guān)于“永貞革新”一直受韓愈的影響，基本照抄《順宗實錄》，據(jù)此立說。這樣便使得 “二王八司馬”形象受損，被說是“邪黨”，也有人說是“權(quán)力斗爭”，“秘書干政”。他們仿佛成了千古罪人，只是從清代以來評價逐漸增高。柳宗元曾寫《行路難》一詩反駁韓愈等人的不實之詞，劉禹錫臨終前也曾撰寫《子劉子自傳》為“永貞革新”進行辯護，企圖為王叔文恢復(fù)名譽。

歷史就是這么吊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當(dāng)初韓愈被貶，沒有參與這場革新中來，兩年后又被召回長安。這時“永貞革新”已告失敗，自己從邊遠(yuǎn)地區(qū)回到朝中，而舊友卻從朝中到了邊遠(yuǎn)地區(qū)。在他被貶黜的灰暗日子里，正是“永貞革新”轟轟烈烈的時候，劉、柳正叱咤風(fēng)云炙手可熱。現(xiàn)在輪到自己春風(fēng)得意，而他們正吟著詩文，游逛著山水，排遣著內(nèi)心的苦悶。“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一坐飛語，廢錮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柳宗元先是被貶到永州，一呆就是十年。后受命回長安，正滿心歡喜，孰料又被貶至更遠(yuǎn)的柳州。“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柳宗元和劉禹錫又一同回到長安，又一同再次別離，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兩人衡陽分手，柳宗元寫詩相贈：“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柳宗元最終客死在柳州，年僅47歲。劉禹錫壽命長一些，活到71歲，幾經(jīng)輾轉(zhuǎn)，雖未復(fù)起用，但晚年在洛陽還好有好友白居易、裴度等人相伴。他把柳宗元的詩文稿編為《柳河?xùn)|集》，這也算是對好友在天之靈告慰吧。魯迅《白莽作<孩兒塔>序》中說：“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不知劉禹錫為柳宗元編《柳河?xùn)|集》的時候，是否也有這種心情。

就這樣，柳宗元從“超取顯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貶為“自度罪大”的流囚，人生經(jīng)歷了“過山車”般的劇變，精神上遭受了極大的打擊。或許，真的是江山不幸詩人幸，詩窮而后工，政治改革失敗，文學(xué)上的春天來了。柳宗元正是在流放期間創(chuàng)作了大量優(yōu)秀的詩文。西方精神分析學(xué)派把不幸、苦痛、創(chuàng)傷、挫折都視為一個人創(chuàng)作內(nèi)驅(qū)力。弗洛伊德在1908年發(fā)表的《作家與白日夢》一文中，談到了不幸、幻想與作家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guān)系，認(rèn)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驅(qū)動力來自于幻想——白日夢，而幻想是一種未完成的愿望的滿足，來自于不幸。“一個幸福的人絕不會幻想，只有一個愿望未滿足的人才會。” “幻想的動力是未得到滿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個愿望的履行。它與使人不能感到滿足的現(xiàn)實有關(guān)聯(lián)。”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xué)說一脈相承，他說：“作家的生育的苦痛，就是為了怎樣將存在自己胸里的東西，煉成自然人生的感覺的事象，而放射到外界去。”

正是柳宗元這坎坷的外在經(jīng)歷化作了他內(nèi)在的創(chuàng)作驅(qū)動力。他沒有沉淪，也沒有選擇逃避，也深知這不可能。他在不幸中幻想，在苦痛中反思，他要把政治上的挫敗化為文學(xué)上的養(yǎng)料。這時候我們看到的柳宗元形象有三個：一個是《江雪》中所刻畫的倔強不屈、孤傲獨立，一個是《漁翁》和《永州八記》等山水詩文中的閑適超脫、怡然自得， 再一個就是包括《黔之驢》在內(nèi)的《三戒》中所具有的自我批判、內(nèi)心反省。活在矛盾的痛苦的狀態(tài)中，他需要靜下心來好好理一理頭緒了。永州環(huán)境荒涼，十年生活，不堪回首。司馬是個閑職，柳宗元真正的身份是個罪犯，這一點他很清楚。仕途沒了，朋友沒了，人生維艱。屋漏偏逢連夜雨，隨他來永州的70歲老母病故，愛女又夭折。而政敵仍然不放過他，時時監(jiān)視，造謠誹謗，人身攻擊。33歲的柳宗元健康狀況極度惡化，“百病所集，痞結(jié)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致，內(nèi)消肌骨。”王叔文被賜死后，他內(nèi)心更加恐懼，“恒惴栗”， “行則膝顫，坐則髀痹。”大有一種大禍臨頭之感，小命畢竟捏在人家手里。一如一千多年前“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余秋雨在《柳侯祠》一文中，以抒情的筆調(diào)寫道：“炎難也給了他一分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于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tài)，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xué)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構(gòu)建”。

撥開籠罩在《三戒》上的迷霧，隱約可見隱藏其后的柳宗元對“永貞革新”一事自我反諷。本雅明說：“寓言的沉思必須清除對客觀世界的最后幻覺，完全用自己的手法，不是在世俗物質(zhì)世界上嬉戲地而是在天堂的注視之下嚴(yán)肅地重新發(fā)現(xiàn)自身。”對于“永貞革新”，他只能采用文學(xué)曲筆，《三戒》就是通過三個寓言故事來表達(dá)。 “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什么事？當(dāng)指“永貞革新”。這件事給予的教訓(xùn)實在是太深刻太慘痛了，他說自己參加革新活動是“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這頗類似“黔之驢”，徒有其表，外強中干。所依靠的后臺——順宗皇帝李誦短命，靠不住。而依靠順宗李誦的力量，不正是在主人保護下驕縱“臨江之麋”嗎？順宗李誦退位，憲宗李純上臺，換了新主人，他們“改革派”立刻失勢，成了“永某氏之鼠”。而同僚包括自己在內(nèi)得勢時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在別人看來，是不是有點“仗勢欺人”？弄弄詩詞歌賦還可以，玩起政治也算得上“無才無德”、“外強中干”了。和皇帝比是小人物，但能為皇帝所重用，也說得上“官高位顯”、 “上層人物” 。吳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學(xué)史》說：“柳宗元的某些寓言，古代有的注家和今天有的論者以為或許是因為后悔自己及禍而作。從那些作品的內(nèi)容來看，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在這樣的心態(tài)下，柳宗元完成了《黔之驢》等的創(chuàng)作，警戒自己，也是在警戒他人后人。

由此可知，《黔之驢》實是一則驢被老虎吃的“悲劇”，而非是老虎吃驢的“喜劇”。 “黔之驢”是無罪的，雖然可憐，自有可恨之處。“黔之驢”的悲劇是柳宗元的悲劇，更是中國文人群體的悲劇。翻開一部中國文學(xué)史，就是一部文人的悲劇史。自屈原以降，有司馬遷、嵇康、陶淵明、李白、杜甫，這就到了柳宗元、劉禹錫。韓愈也是，盡管與劉柳二人由好友而成為仇敵，但這是私仇，韓愈一樣不順，屢遭被貶。其后，蘇軾、辛棄疾、李贄，等等，等等，名單實在太長。他們的共同特點：有才、剛正、倔強、不馴，也有得意時改不了自高自大的壞毛病。這是一種“驢性”氣質(zhì)，“驢性”精神，有幾位還頗跟驢有淵源，王粲、孫楚喜歡“驢叫”，自己也學(xué)“驢叫”，有“拗相公”之稱的王安石更是每日乘驢出游，而且不問方向，全憑性情，率意而行。這些人做做詩，寫寫文章，應(yīng)該是最好的選擇，搞起政治無一不慘敗。也許，不經(jīng)歷這番苦痛不足以成就詩文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