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難，一個極其富強的宋王朝，突然崩盤，絕大多數人尚未來得及反應，就已經迅速跌落至谷底。這其中既有一些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造成，靖康之難到底是誰造成的禍害，這個話題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熱門。類似情況發生在羅馬、波斯、大明身上的時候，都是這些帝國自身走入弱勢，實難支撐的時刻。而宋帝國卻是在經濟、軍事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主動崩盤，則不得不認為人為因素更多于客觀因素。靖康禍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貫，這位宦官王確實在陜西戰場立下大功，但他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藝術家皇帝違背祖宗家訓，挑開宋遼戰端，自己創造了無數令人瞠目的紀錄，也將文明葬送在了巔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趙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責任人。

當然，這些人是直接責任人，但這一群思維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國家大權的？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現在有些人把禍首認定為宋太祖、宋太宗，認為是他們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禍。甚至有人把責任扣在孔夫子頭上，認為是儒學造成了漢民族的“文弱”。我還遇到過有人說是朱熹的理學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難三年后才出生）。為什么靖康之難這么重大的一個歷史教訓，到我們的時代突然變得這么混亂，會有這么多人對這么嚴肅的一個問題信口雌黃？事實上，南宋以后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并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對，您沒有看錯，靖康之難的禍首正是“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很清楚，靖康之難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內虛外”，而是滅遼這個近乎弱智的決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們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王黼這些人為何能夠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氣，破壞宋帝國長久以來穩定的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黨。

熙寧變法我們前面一直沒有說清，因為現在才是說清的時候。熙寧變法的具體內容完全正確，大多進入宏觀經濟學的經典教材，也是現代國家具體采用的經濟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與沈括、牛頓比肩。但是他試驗這些工具的時候方式太過于激進，對經濟的一時傷害尚在其次，而這場變法造成的“新舊黨爭”才是靖康之難的主源頭。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華外，還擁有極高的人格，但非常遺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卻沒有一個好東西。曾布、呂惠卿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圖打著改革的名義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機分子。《宋史 奸臣列傳》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黨人士。

雖然最后的新黨不再像王安石那樣不理智的強推新法，但他們的政治風氣卻已經形成。按照宋朝的權力制約設計，皇帝、臺諫、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約態勢，相當穩固。但是新黨人士為了自身利益，無原則的和皇帝合作，壓倒了反對勢力，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這種荒唐的決定，只有皇帝、首相、總司令沆瀣一氣的時候才能通過。靖康年間，金軍背盟入侵時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熙寧變法的危害，削除了新黨奉給王安石的很多稱號，把他從孔廟中請出來（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廟，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來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聲討王安石的大潮，小人和君子爭斗實在太激烈，雖然宋朝的政治斗爭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亂到了極點，產生了極大的內耗，將原有的良好行政風氣滌蕩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等人沆瀣一氣的決策層。正是這個近乎于弱智的決策層做出了滅遼這個完全弱智的決策，導致了靖康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