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78年4月，也就是明神宗萬歷六年，首輔張居正離京，回湖北江陵老家。這一次奉旨還鄉，是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親辦理喪事;誰都有死老子的時候，但死了老子，竟勞動皇帝操心，是絕無可能的。沖這一條，張大人此行，可謂極其風光體面，極其耀武揚威。據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為這臺公車開道的，除了肅靜回避的儀仗隊，還有：“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

最嘆為觀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駕，稱得上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公車。黃仁宇對這臺特制的“巨無霸”有過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寫：“張居正這一次的旅行，排場之浩大，氣勢之烜赫，當然都在錦衣衛人員的耳目之中，但錦衣衛的主管者是馮保，他必然會合乎分寸地呈報于御前。直到后來，人們才知道元輔的坐轎要三十二個轎夫扛抬。內分臥室和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明人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也感嘆這臺“巨無霸”之壯觀：“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貯童奴，設屏榻者。”

明、清以來，官員的交通工具為轎，二人抬者曰“肩輿”，四人抬者曰“軟轎”，通常所謂的為“八抬大轎”。尤其明朝，對公車使用有極其明確的限制，在《明史·輿服志一》里可以看到：“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依此制度，張居正的車肯定超標。不過，作為內閣首輔兼皇帝老師，他有資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鄉料理父喪，他有本錢搞特權。更何況錦衣衛主管，相當于“克格勃”首腦的馮保，跟他非常之鐵，自然隱惡揚善。所以，由京城出發，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換乘這臺由知府特為他供奉的既舒適，又寬敞的“巨無霸”，一路往南，經一千多里的行程，到達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擁到關廂，歡迎衣錦榮歸的首輔，無不希圖一睹風采。然而，坐在轎中的張居正，影影綽綽，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過這臺“巨無霸”座駕，著實讓他的家鄉人開了眼。

普通的八抬大轎，總重約200-300公斤，每個轎夫承重40公斤左右;依此制度，張居正的座駕，至少要有1噸至1噸半的自重，否則，不可能分臥室和客室，不可能載有兩位服務生，不可能載有必不可少的廚衛設備。在中國，座駕從來是官員身份的標志，過去，轎越大者官銜越高，如今，車越好者級別越高。從老北京胡同的寬和窄，也可判斷其中住戶富貴和貧窮，權勢和卑賤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謂大宅門者，胡同不得狹于一丈(約兩米)，就是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轎進出。京城有民諺云：“東城富，西城貴，南城貧，北城窮。”因此，東、西城胡同多半寬敞，南、北城胡同大都狹窄，都因轎的出入而形成的。

張首輔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無霸”，所以由真定起駕，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轉悠得開;第二，京城人多嘴雜，張居正不想招搖過市。但是，明朝中后期，政治腐敗，舉國貪瀆成羅;官吏無能，唯知橫征暴斂。因此首輔此行所經河北、河南兩省驛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寬度，是大有疑問的。后來，有一位名叫楊四知的御史，在參劾張居正的奏折里，說他“歸喪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詞;但地方官員為了這臺“巨無霸”順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動用工匠，加寬橋梁，以討好元輔，自然是少不了的。

據黃仁宇文：“他從陽歷四月中旬離京，七月中旬返京，時間長達三個月。即使在離京期間，他仍然處理重要政務。因為凡屬重要文件，皇帝還要特派飛騎傳送到離京一千里的江陵張宅請張先生區處。”張居正乘用這樣的座駕，也有其公務在身，隨時需要替年輕主子料理國家大事的理由。唯其如此，這臺座駕，“行經各地，不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當地的藩王，也打破傳統出府迎送，和元輔張先生行賓主之禮。”

《玉臺叢語》甚至說：“居正奉旨歸喪，所經由藩、縣、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張居正是個強人，強人的缺點，在得意時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時，坦然接受沿途官員跪迎跪送，以為坐在這臺“巨無霸”里，為皇帝辦事就等于是皇帝了。《萬歷野獲編》里如此說過：“江陵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這個“攝”字，對他來講，倒也是事實。但從他自己嘴里說出來，就有點狂妄了。沈德符接著說：“‘攝’字于江陵固非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決意求歸，然疏語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則上固儼然成王矣。”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題要》中，說他“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也是這個意思。強人再強，不可能永遠如日中天，公車再棒，總會有坐不動的時刻。從江陵料理父喪回京的第五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病逝，享年57歲。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場反攻倒算，差一點點就要將他從墳墓里挖出焚尸揚灰。

他肯定沒有預料到萬歷皇帝秋后算賬，來得這么快，這么狠，《萬歷野獲編》為明人撰，應該可信其真實。“今上(即萬歷)癸未甲申間，籍故相張江陵，其貽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長子敬修，為禮部郎中者，不勝拷掠，自經死。其婦女自趙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門時，監搜者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其嬰稚皆扃鑰之，悉見啖于饑犬，太慘毒矣。”

那臺“巨無霸”，自是張居正許多罪狀中的一條。在《萬歷野獲編》卷九里，有一則《貂帽腰輿》的記載，我們看到因座駕之張狂躐等而倒霉的，不光張居正一人。“嘉靖中葉，西苑撰元諸老，奉旨得內府乘馬，已為殊恩。獨翟石門、夏桂洲二公，自制腰輿，舁以出入。上大不懌，其后翟至削籍，夏用極刑，則此事亦掇禍之一端也。”

讀到這里，現代人會不會為此而慎之、戒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