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就這樣開始了對中國的統治。但明朝的遺臣首先擁立神宗的孫子福王，試圖進行抵抗。可是他們步調不齊，在南京失陷、福王被俘之后，接連地擁立了唐王、魯王、桂王等，逐漸被追逼到邊遠地區。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流亡緬甸的桂王(永明王)政權覆滅之后，明王朝終于在形式上也滅亡了。清世祖死后，以英明而聞名的圣祖康熙帝即位。

另一方面，在日本，以慶長五年的關原之戰為轉折點，霸業由豐臣氏而轉入德川氏手中，元和元年大阪夏季戰役招致豐臣氏的滅亡，從而鞏固地建立了德川幕府對全國的統治。第二年，家康死去，經過秀忠至其孫家光執政時，徹底施行鎖國令，幕藩體制的基礎日益鞏固。明清交替時期正好是家光當政的時代。

《國姓爺合戰》是近松門左衛門博得好評的劇作之一。故事的梗概如下：

明王朝被與韃靼王勾結的叛逆李滔天(李自成)滅亡，思宗皇帝被殺，公主好不容易逃到海上，飄流到日本肥前的平戶海濱，被和藤內所救。和藤內實際上是明人老一官與日本的一位女子所生的混血兒。他聽說父親的祖先危急，與父母一起奔赴中國。途中打死了老虎，來到甘輝將軍的獅子城。最初甘輝將軍不表露自己的心跡，中間經過將軍的妻子--和藤內的異母妹妹--錦祥女的自殺悲劇，兩人終于宣誓共討逆賊。于是和重臣吳三桂協力打倒了李滔天，勝利的完成了明王朝的愿望。

說明王朝得以復興，這當然是對史實的歪曲，但僅就主人公和藤內的原型鄭成功是明人鄭芝龍與日本女子(田川氏)所生的混血兒，為包圍明王朝的孤壘而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斗--這些主要的事實來看，應當說《國姓爺合戰》中是反映出來了。看來劇中寫到明王朝的復興是出于作者的同情，作者出于對有一般日本血統的鄭成功的親近感，及對其忠誠的共鳴，而想在劇中實現其未能實現的理想。另外，劇名叫“國姓爺大戰”，是由于唐王曾把明皇室的姓--朱--賜給鄭成功，以后世人都稱他為國姓爺。

鄭芝龍出生于福建的泉州，據說他十八歲時來島日本的平戶。最初居留于日本，可能是從事于日中之間的秘密貿易，后來投身于海盜集團，當上了在福建沿海一帶進行掠奪的海盜首領。

鄭成功就是鄭芝龍與肥前松浦藩下級武士田川氏的女兒結婚后所生的兒子，幼名福松，中國名字叫森，七歲時渡海去中國。

父親鄭芝龍后來歸順明朝，憑其實力當上了福建總兵，由海盜一變而為剿滅海盜的官軍;在明、清交替時期曾效忠于福王，福王被清軍俘獲后，擁立唐王;但后來又倒戈效忠于清朝，與其子鄭成功對立;最后被清朝扣上謀反的罪名處死。他的一生確實充滿了波瀾。

另外一方面，鄭成功在其父降服清朝之后仍然效忠不屈，遠與桂王聯系，以福建的廈門一帶為根據地，輾轉奮戰，而且一度溯長江而上，進逼南京，幾乎把南京城攻陷。但事業未成，被迫不得不從大陸撤退，轉而進攻臺灣。這是清世祖順治十八年(日本寬永元年)(1661年)的事。

第二年，鄭成功三十九歲，壯志未酬而死去。其子鄭經繼承其事業，繼續與統治大陸的清朝政府對抗。但鄭經于1681死去，及其子鄭克爽繼立，終于屈服于清朝。這是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事情了。

鄭氏家族向日本乞師

如上所訴，鄭氏家族幾代反抗清朝政府，在此期間，曾經不斷地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派遣援軍和支援物質，并派出船只同日本進行貿易。這里我想就其經過事實進行一些考察。

日本正保三年，鄭芝龍派遣的正使黃征明從福州向日本出航。但途中遇到暴風，船只飄散，其中有的刮回大陸，為清軍所捕獲。黃征明本人也身阻海上，不得已而重整小船，重新派遣陳必勝、黃征蘭二人為使者，據說他們到達長崎是九月初。

使者帶來鄭芝龍的書信總共八封，其中致日本的正京天皇兩封，將軍三封，長崎王(長崎奉行)三封。根據林春齋的《華夷變態》記載，給正京天皇的一封信的內容是這樣(鄭芝龍的原信未傳，這是林春齋根據其父林羅山列席幕府會議討論時的回憶而寫的)：“……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鶻之事，意在求借勁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戰勝敵兵。”并帶來許多禮品，要求派遣強大的援軍。

關于“……前云借兵五千，……”，我準備以后再談。據說幕府接到這些書信后，以老中們為中心，反復地討論了數天，當時“尾張和紀伊的兩位大納言和水戶中納言”所謂御三家也來到江戶，發表了意見。看來是但是極為重大的事件，慎重地予以對待。

其結果，據林信篤的《寬永小說》說，御三家均贊成出兵，“據云尾張大人云：‘三人中，吾居長，應派吾為主將。’自己要求出陣。反對的僅有井伊直孝，他反駁說，御三家的意見有一定道理，是可以信賴的，‘但，……關于求援事，吾以為不會立任何功勞，亦無益之至。’結果大家認為井伊直孝言之有理，取消了派遣援軍。”

不過，據《南龍公譜略》說：“賴宣卿云：國家出援兵，無功則不僅為本邦之恥，且長期與外國結仇，成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國無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從其請。……”由此看來，反對的不是井伊直孝，而是御三家中的一家--紀伊的德川賴宣，情況略有出入。不過，總的來說，有相當多強有力的贊成意見，贊成的似乎占優勢。但最后大概是慎重論取勝，暫且決定觀望靜候。這里說暫且，是因為一般人認為雖然暫時決定采取拒絕的態度，而其實正如石原道博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在內心里始終沒有完全放棄出兵的意圖。

接著準備特派豐后府內城主日野根織部正等人為正使去長崎，直接向鄭芝龍的使者轉達幕府的意見。這是傳來了唐王和鄭芝龍的據點福州淪陷的消息，于是把一切都取消了。如《細川家譜》中說：“此次大明兵亂，平戶一官(鄭成功)乞援事，書翰雖到，無法應之。書中疑問之點甚多，但為大明與日本之長遠計，上意可派遣上使赴長崎，詢問一官使者情況，然后傳達上意。此時長崎十月四日書函到達，報告福州失陷。事已如此，一切無及矣。遵照上意，可將上述有關情況奉告江戶有關方面，并轉致閣下。誠惶誠恐，謹言如上。”由此可知當時的具體情況。這是阿部對島守等三位老中給細川肥后守的一封信。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勉強做出不予支援的決定，但考慮到“大明與日本之長遠計”，采取了相當含混的態度;也可了解其中的經過是由于接到福州失守的報告，感到“一切無及矣”，才放棄了一切計劃。派遣上使當然也取消了。

前面已經談到，以后鄭芝龍投降了清朝，但其子鄭成功仍舊孤軍奮戰，支持明朝，并向我國派來了使者，要求援軍(乞師)和物資(乞資)。

其第一次是在鄭芝龍的使者來日候的第三年--即慶安元年(1648年)，《華夷變態》中收有他的求援信的譯文(日文)。信中說：“……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處艱難之際，懇請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以血緣相連的唇齒真情。幕府雖進行過討論，但未復信，看來是未予受理。

第二次是在三年后的慶安四年(1651年)。徐鼐的《小腆紀年附考》中說：“(辛卯十二月)明朱成功(鄭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日本。”指的就是這件事。據后文說，這次是鄭成功為了補充物資的短缺，根據參謀馮澄世的獻策，向日本接待物資，以此補充短缺，同時賣給呂宋(菲律賓)、交趾(越南)、泰國等，以獲取利潤。

使者帶來鄭芝龍的書信總共八封，其中致日本的正京天皇兩封，將軍三封，長崎王(長崎奉行)三封。根據林春齋的《華夷變態》記載，給正京天皇的一封信的內容是這樣(鄭芝龍的原信未傳，這是林春齋根據其父林羅山列席幕府會議討論時的回憶而寫的)：“……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鶻之事，意在求借勁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戰勝敵兵。”并帶來許多禮品，要求派遣強大的援軍。

關于“……前云借兵五千，……”，我準備以后再談。據說幕府接到這些書信后，以老中們為中心，反復地討論了數天，當時“尾張和紀伊的兩位大納言和水戶中納言”所謂御三家也來到江戶，發表了意見。看來是但是極為重大的事件，慎重地予以對待。

其結果，據林信篤的《寬永小說》說，御三家均贊成出兵，“據云尾張大人云：‘三人中，吾居長，應派吾為主將。’自己要求出陣。反對的僅有井伊直孝，他反駁說，御三家的意見有一定道理，是可以信賴的，‘但，……關于求援事，吾以為不會立任何功勞，亦無益之至。’結果大家認為井伊直孝言之有理，取消了派遣援軍。”

不過，據《南龍公譜略》說：“賴宣卿云：國家出援兵，無功則不僅為本邦之恥，且長期與外國結仇，成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國無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從其請。……”由此看來，反對的不是井伊直孝，而是御三家中的一家--紀伊的德川賴宣，情況略有出入。不過，總的來說，有相當多強有力的贊成意見，贊成的似乎占優勢。但最后大概是慎重論取勝，暫且決定觀望靜候。這里說暫且，是因為一般人認為雖然暫時決定采取拒絕的態度，而其實正如石原道博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在內心里始終沒有完全放棄出兵的意圖。

接著準備特派豐后府內城主日野根織部正等人為正使去長崎，直接向鄭芝龍的使者轉達幕府的意見。這是傳來了唐王和鄭芝龍的據點福州淪陷的消息，于是把一切都取消了。如《細川家譜》中說：“此次大明兵亂，平戶一官(鄭成功)乞援事，書翰雖到，無法應之。書中疑問之點甚多，但為大明與日本之長遠計，上意可派遣上使赴長崎，詢問一官使者情況，然后傳達上意。此時長崎十月四日書函到達，報告福州失陷。事已如此，一切無及矣。遵照上意，可將上述有關情況奉告江戶有關方面，并轉致閣下。誠惶誠恐，謹言如上。”由此可知當時的具體情況。這是阿部對島守等三位老中給細川肥后守的一封信。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勉強做出不予支援的決定，但考慮到“大明與日本之長遠計”，采取了相當含混的態度;也可了解其中的經過是由于接到福州失守的報告，感到“一切無及矣”，才放棄了一切計劃。派遣上使當然也取消了。

前面已經談到，以后鄭芝龍投降了清朝，但其子鄭成功仍舊孤軍奮戰，支持明朝，并向我國派來了使者，要求援軍(乞師)和物資(乞資)。

其第一次是在鄭芝龍的使者來日候的第三年--即慶安元年(1648年)，《華夷變態》中收有他的求援信的譯文(日文)。信中說：“……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處艱難之際，懇請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以血緣相連的唇齒真情。幕府雖進行過討論，但未復信，看來是未予受理。

第二次是在三年后的慶安四年(1651年)。徐鼐的《小腆紀年附考》中說：“(辛卯十二月)明朱成功(鄭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日本。”指的就是這件事。據后文說，這次是鄭成功為了補充物資的短缺，根據參謀馮澄世的獻策，向日本接待物資，以此補充短缺，同時賣給呂宋(菲律賓)、交趾(越南)、泰國等，以獲取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