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一歲的左宗棠中第十八名舉人，這是左宗棠在科舉考試中所獲取的最后一個功名，也是最高功名。爾后，他連續三次赴京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再沒有碰到鄉試時的好運氣。從此，他絕意科舉，詎料太平天國的鼙鼓，卻使他按照上述鄉試禮經文所提供的路線圖，走上了與歷代中興將帥相似的立功樹業的人生道路。

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并稱，曾、胡、李均是翰林出身，惟左宗棠為舉人，但他封侯拜相，所取得的勛績超過胡林翼，也不比曾國藩、李鴻章遜色，這在清代漢員中是非常罕見的，因此李鴻章戲稱他為破天荒相公。那他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這不得不從他早年的讀書經歷談起。曾國藩是中興名臣中最有學問的一位，但他自述是點翰林之后才開始讀書，研究圣賢之學的，那時已到而立之年。而左宗棠年未弱冠、尚無絲毫功名的時候，就認識到“讀書當為經世之學”，喜歡讀有關事功之學的書。十八歲時，他就購買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喜其所載山川險要，戰守機宜，了如指掌”。同時他又參閱顧炎武《郡國利病書》、齊道南《水道提綱》諸書，“于可見之施行者，另編存錄之”。當時的士人大多眼里只有科舉，一心一意習章句、博科名，見左宗棠在那些無用之書上花工夫，莫不竊笑。可是他毫不介意，樂此不疲地走自己的路。其實這是一條前程未卜的路，如果在承平時代，非但派不上用場，反而可能致其一生碌碌無為，老死戶牖之下。然而，命運卻十分眷顧左宗棠，后來清王朝接踵而至的各種內憂外患，使其所學派上用場，成就了其后半生非同尋常的勛業。

道光十年(1830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母憂回到長沙。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倡導經世之學的官員之一，曾延請魏源為他編輯《皇朝經世文編》一書。年輕的左宗棠遂慕名經常前往拜訪討教。賀見他好讀書，又無錢買，就傾其所藏官私圖史，供其借閱。每次借書時，賀必親自爬上爬下取書，一點不嫌麻煩;還書時，必詳細詢問左宗棠讀書所得，相互討論，無稍倦厭。他對左宗棠的善待和誘掖，使以輿地之學作為治學門徑的左宗棠不知不覺地匯入了正在興起的嘉道經世思潮之中。

當時有心經世之學的人都很愛才、惜才，賀長齡也不例外，他對左抱有很高的期許，曾提醒左宗棠說：“天下方有乏才之嘆，幸無茍且小就，自限其成。”此話，左宗棠聽進去了，受益終身，以至于五十年后，已貴為二等侯、大學士、陜甘總督的他每每想起，“猶耿耿于懷，不能自釋”。有人就此將他與曾國藩對比，認為“左文襄佐駱文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為相;奉命出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

其時，對左宗棠“期望之殷非常情可比”的還有一位，那就是他的同門師弟胡林翼。胡林翼與左宗棠同齡而早生四個月，雖入師門晚四年，但科考順利，功名早達。他們是在左宗棠第一次赴北京參加會試時相互認識的，盡管兩人個性迥異，一個剛而褊，一個通且介，但一見定交，“每風雨連床，徹夜談古今大政”，相得甚歡。胡林翼自認是左宗棠一生的真知己，非常欣賞左宗棠的才學，曾說：橫覽九州，無才出左宗棠之右者。他看到左放棄了不少有望仕宦的機會，擬長以農夫沒世，覺得十分可惜，就想方設法向當政者舉薦。曾薦于兩江總督陶澍、云貴總督林則徐，二人均稱左為奇才，前者與之結為親家;后者禮聘不成，約之夜話湘江。雖然他們都未能為左宗棠提供用武之地，但他們的推重提升了左宗棠的知名度，所以左宗棠對胡林翼的熱心引薦頗為感激，曾致書感謝說：“執事推薦之雅誼，非復尋常所有。”太平軍興，胡林翼深知這是發揮左宗棠曉暢兵略之長的絕好時機，遂三次向湖廣總督程裔采推薦，但程沒有羅致。于是，又三次力薦于湖南巡撫張亮基。張亮基曾是林則徐的左膀右臂，左宗棠則為林眼中的不凡之才，雙方都從林則徐那里耳聞對方的大名，又經胡林翼牽線搭橋，自然惺惺相惜。張亮基誠心誠意，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左宗棠難卻盛情，一往參焉，結果與亮基一見如故，遂成為其幕中人，就此告別了他披墾草萊的生活，開始改變其命運的削群奸、襄王事的別樣人生。

同治四年(1865年)，身為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在給大兒子的家書中說：“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閑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左宗棠全集·家書》，第104頁》)這句話看似拿古人說事，實則為左宗棠的夫子自道。從十八歲究心輿地起，到四十一歲出參戎幕止，左宗棠都是在“蕭閑寂寞中”讀書歷練的，積之既久，才學識力，冠絕一時，因此“夙以諸葛亮自負”。他出膺王事的首秀，雖然只是一名為人作嫁的幕客，但他還是很慎重，是作了能否“事權到手”的試探后才定下的。咸豐十年(1860年)，在一封給胡林翼的信中，左宗棠談及他應張亮基之召作幕的情形時說，他見了張亮基后，“握手如舊，干以數策，立見施行，自此留置幕中”。而其后聘他為幕的湖南巡撫駱秉章更是倚之如左右手，僚屬匯報公事，必問左先生是怎么說的。由是，忌者日眾，謗議四起，好事之徒除了給左宗棠安上“幫辦湖南巡撫左”的頭銜外，還編排了很多他專橫跋扈的故事。有則筆記說：左宗棠居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駱秉章樂得與諸姬宴飲尋歡。一次，左當面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邪！”駱干笑而已。還說左嘗于半夜撰奏章畢，猛敲駱臥室的門，大呼。駱起讀，叫絕，更命酒，對飲而去。另一則云：一天，駱聞轅門放炮，忙問何事，左右告曰：“左師爺發軍報折也。駱聽后，點了點頭，慢悠悠地說：”何不取折稿來一閱。”因此，當時湖南人都戲稱左宗棠為“左都御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尚過之也”。

顯然，上述的筆記有些夸大其詞，甚至有荒誕不經之處。但的確，駱秉章對左宗棠的倚任之專異乎尋常，非常罕見。左宗棠在給周夫人的家書中就坦率地說：“中丞推誠委心，軍事一以付托，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駱的信任，不僅令左宗棠愿效死力，挽救危局，而且也給他創造了大施拳腳的舞臺，使他能夠得行其志，得盡所為。于是，在他的主持下，湖南內綏土寇，外協鄰軍，“屹然為強國矣”(王定安：《湘軍記》，岳麓書社1983年版，第16頁)。由此，左宗棠聲望日隆，名動公卿。咸豐五年(1855)，御史宗稷辰疏薦人才，稱左宗棠通權達變，疆吏倚重之，若使獨當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諸人。咸豐帝正為手中可用之人太少而苦惱，覽奏后，開始留意左宗棠其人，凡遇到湖南籍官員或在湖南為官者，必問及左宗棠。據《郭嵩燾日記》記載，一次，咸豐帝召見他，就曾問他：你認識左宗棠嗎？郭答：從小認識。皇帝說：那自然有書信往來了。郭回說：有書信往來。皇帝說：你給左宗棠寫信時，可把我的意思告訴他，當出為我辦事。左宗棠不肯出來，是什么原因呢？想系功名心淡。郭答曰：左宗棠自認為秉性剛直，與世不合，所以不肯出山。皇帝問：左宗棠才干何如？郭說：左宗棠才盡大，無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皇帝再問：他幾歲了？郭答：四十七歲。皇帝說：再過兩年就五十歲了，精力衰矣。趁此時尚強健，可以一出辦事，不要再糟踐自己。你應該勸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