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史記·孝景本紀》

——司馬遷 《小孩》特么的太佩服你了，下面每秒5字速度進入正文！

漢景帝劉啟(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漢文帝劉恒的長子。母親是漢文帝皇后竇氏(即竇太后)，出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遙縣西南)。西漢第六位皇帝，在位16年，謚孝景皇帝。無廟號。《你太差勁了》。劉啟在位期間，削諸侯封地，平定七國之亂，鞏固中央集權，勤儉治國，發展生產，他統治時期與其父漢文帝統治時期合稱為文景之治。漢景帝劉啟在西漢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繼承和發展了其父漢文帝的事業，與父親一起開創了“文景之治”;又為兒子劉徹的“漢武盛世”奠定了基礎，完成了從文帝到武帝的過渡。

呂后當政時期，劉啟出生。具體生年不詳。(《史記·外戚世家》：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后生兩男。)文帝元年正月(公元前179年)，劉啟被立為皇太子。文帝后元七年六月(公元前157年)，漢文帝駕崩。同月丁未日，劉啟即位。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諸侯王發動“七國之亂”，10個月后被平定。

漢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爆發了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個諸侯王國的叛亂，史稱吳楚之亂，或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的發生，既有遠因，也有近因。太祖十二年(前195年)，劉邦立次兄劉仲(即劉喜)之子劉濞為吳王。吳王劉濞開銅礦，鑄“半兩”錢，煮海鹽，設官市，免賦稅，于是吳國經濟迅速發展，劉濞的政治野心也開始滋生。漢文帝時，吳世子入朝，與皇太子劉啟博弈，因爭棋路發生爭執，皇太子抓起棋盤將吳世子砸死。皇太子因為一盤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長子，而且一點沒有道歉的意思，這使劉濞大為惱火。

當漢文帝派人將尸體運回吳國，吳王劉濞憤怒地說：“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又將靈柩運回長安埋葬。從此，劉濞稱疾不朝。漢文帝干脆賜他幾杖(茶幾、手杖，對老年人尊敬和優待的象征)，準許他不用朝請。但吳王劉濞不但沒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驕橫。

漢景帝即位后，吳王劉濞日益驕橫，反跡也越發明顯。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奪諸侯王的封地，收歸漢廷直接統治。他給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晁錯的父親得知此消息，立即大罵晁錯不孝，并與其斷絕父子關系。在后文中可以看出老人家的遠見。景帝采納了晁錯的“削藩”建議，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賣官等各種無理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東海郡，趙王遂的常山郡和膠西王的6個縣。

景帝前三年正月，漢朝廷削地的詔書送至吳國。吳王濞立即誅殺了由朝廷派來的二千石(郡級)以下的官員。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遍告各諸侯國。消息傳來，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菑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吳、楚為首的“七國之亂”，終于爆發了。

劉濞發難后，即率20萬大軍西渡淮水，并與楚軍會合后，組成吳楚聯軍。隨即揮戈西向，殺漢軍數萬人，頗見軍威。梁王劉武派兵迎擊，結果梁軍大敗。

叛亂的消息傳到長安后，皇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亞夫(絳侯周勃的次子)為太尉，率36位將軍迎擊吳楚叛軍，派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率兵解齊之圍，并命竇嬰(竇太后堂兄之子)為大將軍，駐滎陽督戰。

漢景帝派周亞夫等迎擊叛軍的同時，內心卻搖擺不定，這給了袁盎以可乘之機。袁盎原為吳相，與劉濞關系甚密。袁盎對景帝說：“方今之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刃血可俱罷。”景帝為換取七國罷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話，表示“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于是腰斬晁錯于東市，并殘酷地誅其九族。雖然晁錯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畢竟不能使諸侯服氣。這樣削藩只能使問題進一步激化，并且給了七國一個發兵的理由。

景帝誅晁錯，去掉了七國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國仍不罷兵，這就進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決定以武力平息叛亂。周亞夫率漢軍很快平定了七國之亂，吳王濞逃到盟友東甌國，被東甌王所殺。

七國之亂是西漢中央與諸侯王國間的一次關鍵性的戰爭，僅僅三個月就勝負分明。漢廷為何速勝？叛軍為何速敗？其答案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臣心、軍心、民心的向背。漢朝建立以來，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百姓生活日漸好轉，所以臣民擁戴漢室。如平民趙涉向周亞夫建議：漢軍經藍田出武關，即可迅速控制洛陽軍械庫，又可避開吳楚伏兵，取得出奇制勝的效果。相反，吳楚等七國為了各自的私利，驅使百姓，挑起戰火，犯上作亂，破壞安定，再加上勾結匈奴，更為廣大人民所厭惡，所以遭到國內從上到下的反對。

策略、戰略得當。七國叛亂事起，太尉周亞夫就向景帝獻計說：“楚兵勇悍，正面交鋒恐難取勝，希望棄梁國之地，然后斷絕吳楚糧道，就可以平定他們了。”此計是以暫時放棄某些空間來換取時間，達到牽制叛軍、挫其銳氣的目的。后來戰爭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周亞夫的判斷。人才運用得當。景帝深諳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亞夫為漢軍主帥，可謂選帥得人。而吳王濞雖能廣泛招納天下亡命之徒，但卻不能真正任用他們。

七國失敗后，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景帝抓住這一有利時機，著手解決王國問題，以加強中央集權。

調整諸侯王國的設置。參加叛亂的七國，除保存楚國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國皆被廢掉。繼續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其實際地位已經降為郡級，國與郡基本上趨于一致。諸侯王國領郡由高祖時的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郡由高祖時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漢郡總數大大超過諸侯王國郡數。這一變化，對于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意義十分重大。

抑貶諸侯王的地位。“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剝奪和削弱諸侯國的權力，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取消“諸侯皆賦”，僅保留其“食租稅”之權，并且收奪鹽鐵銅等利源及有關租稅。此后，諸侯王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

經過景帝的改革，漢初推行的諸侯王國制，至此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諸侯王在名義上是封君，實際上“唯得衣食租稅”而已;但是諸侯王勢力并未徹底解決，以致后來漢武帝不得不繼續采取相應的措施。

太子的廢立將導致統治集團權利的重新分配，各種矛盾可能在此時突然爆發，所以是君主政體最薄弱、最危險的環節。景帝從登基那天起就無時無刻不在考慮身后的儲位問題，他一共生了14個兒子，卻沒有一個嫡出。原來，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孫女，在他做太子時由祖母指定包辦的。薄皇后始終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對儲位激烈的明爭暗斗。

爭儲位的是他的胞弟、母親竇太后最疼愛的兒子梁王劉武。皇后薄氏無子，加上劉武有賢王之名、廣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國之亂中立下的赫赫戰功。竇太后意欲在景帝駕崩之后，由梁王入繼大統。

漢景帝自己也有過失。前元三年(前154年)初，即七國之亂爆發前夕，梁王入朝，當時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說：“朕千秋之后當傳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竊喜。參事竇嬰說：“漢法之約，傳子嫡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祖約乎？”景帝酒醒后驚悟失言，此議擱置起來。

七國之亂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竇太后再度暗示景帝傳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勸誡太后，袁盎對竇太后說：“從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發了五世之亂。小不忍，害大義，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認為傳子才是正確的。”竇太后自知理虧，從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歸國。

暗斗的主角是漢武帝的母親王夫人。王夫人全名王娡，槐里(今陜西興平縣境)人，父王仲，生母為臧兒。兄弟王信、田蚡、田勝、妹王兒姁，曾嫁金王孫生女金俗。由其母將她與其妹王兒姁送進劉啟的太子宮。

王夫人入宮后給劉啟生下4個孩子，一龍三鳳，前3個均是女孩，分別是平陽公主、南宮公主和隆慮公主，而龍胎，就是后來威名遠播的漢武帝劉徹，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元年(前156年)，《漢武故事》稱其出生于七月初七。

據傳劉徹天生聰穎過人，慧悟洞徹，進退自如。《史記》記載是其母王夫人“夢日入懷”，當時人視為吉兆。野史《漢武帝內傳》載：“至三歲，景帝抱于膝上，撫念之……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愿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小劉徹信口而應的回答，使劉啟不得不對這個兒子另眼看待。劉徹有驚人的記憶力，求知欲特別強，尤愛讀書中古代圣賢帝王偉人事跡，過目不忘。景帝深感詫異。

景帝四年(前153年)，因薄后無子，劉啟最初遵照‘立長’的傳統立自己的庶長子劉榮為太子，史稱“栗太子”。同時立當時四歲(古代按虛歲計算)的劉徹為膠東王。

劉嫖是漢景帝的同母姐姐，即館陶長公主。她希望自己的女兒(俗稱陳阿嬌)能成為皇后，就想把女兒許給太子劉榮。不料劉榮生母栗姬因厭惡館陶屢次給景帝進獻美女而拒絕這樁婚事。館陶十分惱火，轉而來討好景帝的另一位寵妾王娡王夫人，要把女兒許配給劉徹，《漢武故事》認為景帝最初并不認同這門婚事(“上未許”)，究其原因，可能與陳氏和劉徹年紀有關。

歷代正史野史都不曾記載漢武帝第一任皇后陳氏的出生年月，但一般都認為陳氏是劉徹表姐，這是有原因的。劉徹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54年，劉徹虛歲三歲的時候，景帝五子江都王劉非十五歲(《史記·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愿擊吳)，劉非和景帝四子劉馀同母(推斷老四劉馀至少16歲)，景帝長子劉榮、次子劉德、三子劉閼于同母(假定老三和老四同歲，老二比老三大一歲，劉榮比老二大一歲)，由此推斷，此時的劉榮至少也是十八歲了，第二年(公元前153年)劉榮被立為太子，館陶求親被拒，此時劉榮至少十九歲，漢代這個年紀早已可以承擔延續香火的責任了，陳后此時至少十三四歲方可與劉榮婚配生子。而劉徹此時虛四歲。由此可見，劉徹和陳后年齡相差可能十歲甚至更多。

陳氏和劉徹訂婚之后，館陶長公主屢屢向景帝稱贊劉徹如何聰明，如何達理，使景帝更加喜愛劉徹。同時，長公主經常向景帝進讒，誣陷栗姬。王娡王夫人暗中派人催促大臣奏請立栗姬為皇后。前元七年(前150年)十一月，一次朝會上大行官奏道“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請封太子母親栗姬為皇后。景帝大怒，案誅大行，廢栗太子劉榮為臨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為皇后，7歲的劉徹被立為太子。

后來，中元二年(前148年)，臨江王劉榮不慎犯法，被從江陵(今屬湖北)征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嚴加看管、審訊。劉榮極其憤懣、悲傷，寫完向父親的謝罪辭后，自殺身亡。

劉徹被立為太子，梁孝王劉武不肯就此罷手。他廣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儲存金銀“且百巨萬”，又派人刺殺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陰謀敗露后，梁王大為恐慌，買通韓安國走長公主的后門，疏通竇太后，稍得寬釋，但景帝對他已疏遠多了。梁王劉武連沮喪帶驚恐，不久就身染惡疾而亡。景帝將梁地一分為五，在不知不覺中就削弱了劉武諸子的勢力。

景帝另立皇太子后，對權傾朝野的條侯周亞夫最不放心，又尋機處置了他。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竟然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周亞夫削職下獄。一代名將，5天不吃東西，最終嘔血冤死。逼死周亞夫與冤殺晁錯一樣，都說明景帝“寡恩忍殺”，慣于過河拆橋。

景帝即位后，繼續執行重農抑商這一既定國策。景帝說：“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始終。”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國官員以勸勉農桑為首要政務。

景帝允許居住在土壤貧瘠地方的農民遷徙到土地肥沃、水源豐富的地方從事墾殖，并“租長陵田”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同時，還多次頒詔，以法律手段，打擊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從而保證了正常的農業生產。景帝曾兩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釀酒，還禁止內郡以粟喂馬。

文景時期的社會漸趨穩定，物價日益低廉，據學者統計，在整個西漢時期，文景統治的近40年內，直接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米價下跌的幅度最大，這就為其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景帝時期，對農民的剝削(賦役)、壓迫(法律)，較以前有所減輕。所謂約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漢帛書簡約，刑網要寬疏。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頒布了詔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時十五稅一之半，即三十稅一。從此，這一新的田租稅率成為西漢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遲男子開始服徭役的年齡三年，縮短服役的時間。這一規定一直沿用至西漢昭帝時代。

景帝在法律上實行輕刑慎罰的政策：其一，繼續減輕刑罰，如前所述，對文帝廢肉刑改革中一些不當之處的修正。其二，強調用法謹慎，增強司法過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對特殊罪犯給予某些照顧。

中原內地自古以來就缺馬，這樣既不利于騎兵的壯大，又無法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運輸等事業的發展。景帝即位之后，繼續進行馬政建設。他下令擴大設在西邊(如北地郡)、北邊(如上郡)的馬苑，而且鼓勵各郡國及民間飼養馬匹。由于景帝時期養馬業的大發展，軍馬生產頗具規模，屬于官府的馬匹發展到了40萬匹，民間的尚且未計。

實行“賣爵令”及“黷罪之法”。這兩項措施都是在文帝時由太子家令晁錯提出，并被文帝批準實行的。景帝即位后，繼續執行了這些被證實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為完善。大批徙民充實于邊地，成為一支兵農混一的墾戍隊伍，不但減輕了內地百姓的徭役，而且爭取到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景帝時期，由于社會經濟的恢復及發展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統治階級上自景帝，下至郡縣官都逐漸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當時在教育領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辦學。

文翁，廬江郡舒(今安徽廬江縣西南)人，年輕時就好學，通曉《春秋》，以郡縣吏被察舉(即郡國守相經過考察后向朝廷推薦)，景帝末年任命他為蜀郡太守。文翁首創了郡國官學，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贊賞文翁的辦學模式，在全國予以推廣。

景帝一面弘揚文教禮儀，一面又打擊豪強。為了保證上令下達，景帝果斷地采取了多項措施，重要的有兩項：一是在修建陽陵時，效法漢高祖遷徙豪強以實關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強遷至陽陵邑，使他們宗族親黨相互分離，削弱他們的勢力，以達到強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寧成、周陽等，嚴厲鎮壓那些橫行郡國、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殺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強、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個個惴恐，其不法行為大大收斂，這便局部地調整了階級關系，有利于社會的發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人口翻番，國內殷富，府庫充實。據說，景帝統治后期，國庫里的錢堆積如山，串錢的繩子都爛斷了;糧倉滿了，糧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帶來了貧富懸殊的分化。這種狀況，既為后來漢武帝實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給西漢中期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

景帝時期是匈奴“最強大”的時期，強大的匈奴騎兵南下進擊漢地，燒殺搶掠，嚴重威脅著西漢王朝的統治。而此時漢朝社會經濟有了恢復和發展，但要戰勝匈奴，條件仍不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景帝怎樣處理漢匈關系呢？總的來說，是有戰有和，但和多戰少，以和為主。

景帝堅持和親，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軍事沖突，為經濟發展贏得了時間，為以后漢武帝反擊匈奴做了準備。當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協，也進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擊匈奴的戰斗中，涌現了李廣、程不識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將領，其中尤以“飛將軍”李廣最為突出。

劉啟病死于長安未央宮，享年48歲。葬于陽陵(在今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正陽鄉張家灣村北)，謚號“孝景皇帝”。(原文來自小孩的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