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邦印度的智者克里希那穆提堅信：“只有一顆年輕、清新又純真的心才能發(fā)現(xiàn)真理，但是，純真與年齡無關。并非只有孩子是純真的，孩子也許并不純真，只有那些能做到既體驗又不累積經(jīng)驗殘渣的心，才是純真的。”誠哉斯言。當 “皇帝的新衣”在謊言的驅動下收獲虛偽的夸耀時，只有心地純真的人方可直陳謊言的荒謬，真理往往就是一些簡單的事實或常識。基于歷史學的求真行規(guī)與職業(yè)特性，歷史研究者或歷史學家即使不愿直截了當?shù)亟掖靶乱隆钡闹e言，至少應當盡可能地保持沉默，而不應該為犒勞與獎賞而喝彩，除非有人在用刀槍威逼你去喝彩，挑戰(zhàn)一個不可復制的生命個體，牽出你的無奈。

人類不能像獸類一樣立刻忘記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并看著每一時刻真正逝去，沉入夜晚和薄霧之中，永遠地消失”， 只有低頭吃草的牛群羊群才能過一種的非歷史的生活，遺忘過去。一方面，“人總是在抵抗著偉大而又不斷增加的過去的重負”（尼采語），另一方面，人類千方百計地用簡單的符號與復雜的文字挽住過去，還專門設置一個搭救人類記憶的歷史專業(yè)，歷史與現(xiàn)實就被牢固地綁在一起，即使有人想讓同類忘記過去或改寫過去，那也不太容易。如果說歷史就是歷朝歷代的政治奴婢，或者就是勝利者炫耀自身合法性與神圣性的政治宣傳，那么，追問歷史真相與謎底就是歷代史家的職責所在。

正是因為人類擁有獸類所難具備的記憶能力，人類喜歡在時間的坐標上寫意和抒情，歷史與現(xiàn)實都在變動不居之中，二者的區(qū)分也只具有相對的意義，歷史原本就是現(xiàn)實的凝固，現(xiàn)實卻是歷史的延伸。如果說哲學家們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目的還是創(chuàng)造世界，那么，歷史學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釋歷史，目的還是創(chuàng)造歷史，關注時代與蒼生既是歷史學家的責任與良知所在，也是提升歷史研究能力的重要法門。因而可以說，只有對盤根錯節(jié)的現(xiàn)實問題分析透徹的史家，解答歷史問題就不在話下，激活死人；只有對歷史問題分析透徹的史家，解答現(xiàn)實問題也不難輕車熟路，化解謎團。

自近世已降，進化論與唯物史觀引領歷史解釋之先，吃玄鳥蛋、踐巨人跡等神話故事不攻自破，帶來人類認識史上的空前解放。不過，當旁征博引的主義之霧與歷史決定性的霸氣暢通無阻時，唯物史觀同宿命論之間也不過一步之遙，功利主義依舊結伴而行，時隱時顯。當章節(jié)體的歷史教科書強行作為萬變不離其宗的政治課和意識形態(tài)的工具時，歷史教師與史家的日常性職業(yè)行為卻容易提升為拷問道德操守的契機，是非得失就往往取決于聽眾與讀者的評判。

近代中國的歷史充滿蒼生的血淚與民族的艱辛，這是舉世皆知的，個中痛楚究竟能給后人提供什么樣的教訓和智慧，華夏子孫如何走出近代史，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賬，費人猜思。當昂貴的學費總是以苦難的課堂為結局，國人就更有理由盡快跟上馬克思的節(jié)奏，同歌德一起高唱，使自己變得成熟和聰明起來，至少應當把近代國史當作億萬中華兒女共有的開放性話語平臺，探究如何縮小中外差距的真功夫，唱出貨真價實的“同一首歌”，卻不必把近代史圈作少數(shù)人的解釋專利，只搞選擇性的求真，更不要黨同伐異，動輒以“愛國”、“賣國”相甄別，非此即彼，除非有人能確證某個學術異己就是后娘養(yǎng)的。當歷史的謊言也在充斥著我們的教科書與閱讀市場，恐怕還無法指望我們的國家能在一夜之間變得像年輕的美國一樣充滿自信，取消統(tǒng)一的歷史教科書、統(tǒng)一的命題考試與標準答案，還讓《老師的謊言》之類專揭本國歷史之短的書籍暢銷無阻，還讓它獲獎，我們也無法指望至今備受警惕的戈爾巴喬夫還能投胎在我們的國度里，以“測驗學生知道多少謊言是沒有意義的”為由，廢除中學的歷史考試，不過，對歷史研究者群體來說，究竟有多少人能夠走出舉國一式的工科管理體制的鉗制與誘惑，擯棄個人對局部史料與局部問題的特殊偏好，就事關家國前景的許多歷史真相以及歷史與現(xiàn)實的真實關聯(lián)認真嚴肅地告知國人，開啟來者，倒是當務之急，好事多磨。

個人的生命是渺小的，著述的時間與精力也是有限的，對多數(shù)學者來說，也許惟有將歷史研究當作門前的自留地，跟著跑課題，拼論著，爭獎勵，求光環(huán)，方可確保衣食無憂，少數(shù)志存高遠者或可像足不出戶的嚴耕望那樣苦心經(jīng)營，集畢生之力，朝著傳世的目標邁進。相比之下，如何澄清謬誤，走出書齋，關注世態(tài)炎涼，引領民眾思考，卻是更費心力還并不討好的知識工程，“剪不斷，理還亂”。環(huán)視萬里神州，數(shù)十年左右無常的國運折騰已注定我們這一代乃至我們的前輩既難扮演專精高手嚴耕望的職業(yè)角色，更難復制博通大家余英時的風采，歷史學的使命感與地球村的壓力卻不難驅使我們重溫近代新史學的開拓者梁任公的聲音，審視師者的自我價值與史學的尊嚴，盡量做一個社會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評者，而不是謀求分羹的吹鼓手。若就歷史學的價值與功能而論，可以斷定，中國的未來既需要穩(wěn)打穩(wěn)扎的嚴耕望，更需要“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國”的余英時。

如果說戰(zhàn)士的榮譽在沙場，那么，教師的榮譽在課堂，在學生的記憶與成長中，只有讓學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義。如果說政治家的榮譽在官位，在征服，那么，學者的榮譽在讀者，在讀者與學者的心智互動和國民創(chuàng)造力的提升，只有推進民主與憲政，國家才會安全。

2013年4月15日晨于北京牡丹園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