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個人的寫作興趣，不在史，而在論。史家傅斯年言及史學時曾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體力活，也是基本功，我向來視為苦役，唯恐避之不及。這就注定我不可能走史家之路。但，面對現成史料，哪怕它是陳舊的，我倒很愿意從觀念角度對其解讀，或曰從觀念出發(fā)對其重新發(fā)現，并由此觀察觀念與時代之間的互動。因而，我眼中的歷史（比如我所關注的20世紀這一百年，尤其是它的前期，），從我習慣的切入看，未必就不是一部觀念史或思想史。

對于觀念的看重，大概是受了蘇格蘭大衛(wèi)伯林轉引過德國詩人海涅的警告：不要小看一個哲學教授在狹小書房里炮制出來的觀念，它可能毀滅一個文明。也所以伯林本人的學術用力，就是歐洲近代以來的觀念史和思想史，用以鉤玄觀念與歷史之間的隱秘的聯系。

回望20世紀中國一百年，由于意識形態(tài)長期以來形成的歪曲、遮蔽和遺忘，百孔千瘡的歷史給歷史學家留下了太多的重新工作的空間。從1990年代中期往后，十多年來，就像1980年代小說敘事一樣，從文革苦難的“傷痕文學”，往前回溯到十七年歷史的“反思文學”，然后再往前，是歷史文化久遠的“尋根文學”；我們的歷史敘事也是如此，最早出現的是“民國熱”，由民國而北洋而清末，歷史一節(jié)節(jié)往前溯，不斷地以另一種不同于教科書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呈現被沉埋了的歷史，追述被扭曲了的時代，還原被污名化了的真相，便成為一代史人的職志。我的一些朋友就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我對他們抱以深厚的敬意。但我自己不然，我的興趣與其說是在史，毋寧更在史何以成史。歷史是然，我更私心于它的何以然。當然，歷史何以然的構成因素很多，它的形成本來就是各種作用的陰差陽錯；但在歷史的多元審視中，我選擇的觀察視角和解讀維度就是觀念。一個時代如何形成一種觀念，一個觀念又如何作用并影響一個時代，是我個人觸史的興趣。

還是在20世紀的最初12年，即清末還剩尾聲的最后12年，梁任公的君憲運動和孫中山的共和革命不僅構成面對滿清專制的兩種政治力量，同時也是兩種政治觀念在角力。彼時梁孫等都在日本，但能夠吸附大批年輕留學生的不是梁任公保守主義性質的立憲，而是同盟會帶有復仇色彩的民族與共和的革命。革命理念風靡日本留學界，魯迅就是其一。他回憶年輕時在日本慕名去聽章太炎的課，不是因為他的學問，而是“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這不是個案，后來這些歸國的留日學生進入各路新軍和政府，成了推翻滿清的決定性力量。然而影響他們的，正是共和、民族、革命這樣一個觀念系譜。

以辛亥革命為標志，這些觀念不僅為20世紀的中國現代史揭幕，并由此推動現代中國歷史的形成。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時代像現代這樣受到觀念如此深重的影響。繼辛亥之后的國民革命，北方的大學生紛紛南下廣州，正如后來的年輕人不斷奔赴延安，這其中對他們形成最大驅動的還是觀念，除了對現實的不滿。新文化運動時期，《新青年》以“德先生”為標志，民主觀念由此吸引了一代代青年。因為北洋沒有民主，所以他們要推翻北洋；正如后來重慶沒有民主，他們又要推翻國民政府。《新青年》塑造的民主在概念上其實就是同盟會的共和，兩者與革命同構，并同樣以進步的名義出現，它們最能吸附青年，并讓其為之拋頭顱灑熱血。不難發(fā)現，中國20世紀的三大革命（即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其生力軍就是青年、就是學生。毛澤東甚至把后來的學生運動視為取勝國民黨的“第二戰(zhàn)場”，第一戰(zhàn)場是以農民為主力的軍事戰(zhàn)場。如果土改后獲得土地的農民上戰(zhàn)場還有明顯的利益訴求，他們是為自己的土地而戰(zhàn)，當時的戰(zhàn)爭動員即以保衛(wèi)土地為宣傳；那么，對于年輕學生來說，他們并沒有農民那樣的利益，有的只是讓他們甘愿為其獻身的觀念。根據我個人對20世紀的歷史閱讀，我不止一次表述過我的一個個人看法：20世紀這一百年，誰抓住了青年，誰就抓住了歷史。梁任公沒有像同盟會那樣成功地抓住青年，北洋政府也沒有像它的對手國民黨那樣抓住青年，同樣，國民黨更沒有像它的對手共產黨那樣能夠抓住青年，因此，前者都輸給了后者。可是這里真正的贏家是誰，看起來是抓住了青年的那種政治力量，可是真正能抓住青年的還是由那種政治力量所利用的觀念。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往往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書寫觀念，但他們也往往容易成為觀念的犧牲品。

我當然不是在推崇歷史一元論，即一切歷史都是觀念史，觀念由此成為歷史的最終推動和決定。不是的，歷史從來都是必然和偶然的復合，其中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每一種因素都可以成為我們分析的憑借。我自己即使看重其中的觀念，它也必得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方才有可能實現它對時代的影響。只是就20世紀影響了中國青年乃至中國歷史的那些觀念而言，我的遺憾在于，它不是20世紀初由梁任公率先表達的憲政，而是與它路徑完全不同的共和與民主。從成功的英美現代政治來看，無不是憲政優(yōu)先并帶動后者；相反的例子是法蘭西，它不是憲政優(yōu)先而是優(yōu)先共和，由此釀出了血的教訓，同時也延宕了自身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國現代化屬于后發(fā)，它的取法對象是歐西白種人的文明。但，保守主義的梁任公以英美為鵠的，激進主義的同盟會和后來更激進的《新青年》則第次師法法蘭西和俄羅斯。這是理念不同、路徑不一的兩種政治方案，但激進主義的政治觀念顯然更能抓住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所以，20世紀的中國現代史沒能沿著梁任公開創(chuàng)的亦即取法英美的憲政道路推進，卻走上了法俄式的以革命兌現民主與共和的道路。這條道路以血腥鋪就，其結果不但未能憲政，而且正如辛亥后一位功勛在《書憤》中所言：“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此又豈獨辛亥之為然。

三大革命覆蓋了20世紀的前五十年，也注定了它的后五十年，并影響至今。如果說當初學法已是一大偏差，待至學俄，歷史更走向了萬劫不復。我常想，歷史是有道，還是無常，這其中觀念又起了多大作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觀念，上個世紀的歷史開篇，如果是君憲觀念在孫梁博弈中勝出，而非以暴動式的革命開頭（當然在孫梁之外，還要考量清政府的因素，歷史就是這么犬牙交錯），20世紀又將是一種什么格局。歷史無以假設，但人的行為卻可以選擇，它可以矯正以往的時代并形成歷史的今天。21世紀的今天，在公共領域，憲政觀念有它特殊的意義，這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政治選擇，也是當年任公給我們留下的未竟的政治遺產。如果我們欲為后人留下一段我們的歷史，我很希望，從觀念到實踐，我們能夠開創(chuàng)一個導向憲政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