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欣和潘石屹夫婦

第一次博弈：要不要嫁給這個“土鱉”

我和潘石屹好了4天就結婚了，聽起來這個結合挺草率的。我妹妹聽說我找了個出生于甘肅天水農村而且離過兩次婚的小個子男人，她特地飛過來看他，看完了，用一首歌來表達她的失望之情：“沒有花香，沒有樹高，他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

兩個人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但是我沒有被這些差距迷惑住，我想女人的眼光要放遠一點，他現在的情況沒有我好，但是將來呢？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和他結婚，會讓我進步還是讓我退步？

我大概用了一個小時，給自己開了一個會。

首先，我第一次見他時，他穿得亂七八糟：一件藕荷色的西裝，一條大花的領帶，一副特大的眼鏡，頭頂還有點兒禿。那么土的衣服穿在身上，他泰然自若，有一種骨子里的自信。總之，他和我身邊那些穿著、談吐都很得體的男人如此不同，讓我有一種想靠近他、了解他的欲望，這是相交的基礎。

其次，他的思路很獨特，自成體系。那時候和他交流，他隨便一句話都能讓我覺得新鮮，讓我激動讓我深思。我那個時候在華爾街工作，身邊那幫所謂的精英，說話做事都一個套路，只有他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舉個例子，一般的公司，都會有一整套的獎懲制度和管理規則，但是他的公司里沒有，奉行無為而治，讓公司不是一架按軌道運行的機器，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團體。這就需要領導者具有更高的智慧，他常說領導者把時間都花在管人上那就太浪費了，領導應該專心研究市場。

再次，我比較欣賞他的品質，那種骨子里的厚道和樸實。他最愛吃的東西是煮老玉米和不削皮的蘋果。有一次有人請我們吃魚翅龍蝦什么的，那似乎是他第一次吃魚翅，他嘗了一口就直接說出來：“這和粉絲有什么區別啊，還這么貴，以后可別請我吃這種東西了。”

還有，他能教會我許多東西。我一直在國外生活，對國內很多東西都不懂，而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企業家，我希望未來能在中國發展，那么他就是我現成的又具有實際經驗的老師。

我把這4點細細想過，就覺得這個婚可以結，退一萬步說，即使失敗了，我也會從這個婚姻中受益。

第二次博弈：要不要放棄這個婚姻

我們頭兩年的婚姻生活，真的如朋友們所料，我一直有一種水深火熱的感覺。兩個背景完全不一樣的人一起創業，又都主意特大，當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時候，就會吵架。當時情況特別難，公司要解決生存問題，兩個人又誰也不認可誰，要想打開局面，只有兩條路，要么離婚，要么有一個人讓步。有一次我們吵得特別厲害，沖動之下，我跑到歐洲去度假，踏上飛機的那一刻，我想：這婚姻到頭了。

度假的那段日子，我發現西方的生活對我已經沒有吸引力了，如果想做事的話，中國是最好的地方，我還是要回去。我又想，我和潘石屹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把夫妻和合伙人這兩個關系弄混淆了，結果搞得夫妻不像夫妻，如果就為此兩個人散伙了，挺可惜也挺愚蠢的。

我和這個男人已經磨合了兩年，眼看磨得差不多了，再去苦苦尋找另一個男人，然后還得磨合，這不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嗎，這兩年不是白磨了嗎？太不劃算了！這么一想，我就決定了，不能離婚，我還是得和這個人在一起，他不肯讓步，那么我來。

我主動給潘石屹打電話，我們聊了很久，我說：“第一，我們不要離婚，還是要在一起。第二，我們的婚姻要走到下一個階段，就得有個孩子。”我主動提出來：“我下崗在家生孩子，你自己干吧！”

我從歐洲回來，潘石屹去機場接我，我們在機場抱頭痛哭，是那種喜悅的淚水，彼此都有一種失而復得的喜悅。那個時候我體會到，其實他對我感情極深。

不久之后我就懷孕了，我們都很興奮。那段時間我在家里安心孕育生命，他獨自經營公司，我們不再將公事和私事混在一起，生活回歸到一對夫妻應該有的樣子。

我們的兒子潘少是在香港出生的，潘石屹全程陪伴，還用攝像機記錄下孩子出生的瞬間。那一瞬間我熱淚盈眶，看著兒子我就想，幸虧沒離婚啊，要是離婚哪來這么可愛的小孩子啊。很多人的婚姻其實都是可以走下去的，就是情緒用事，一下子就散了。決定“下崗”生子，可以說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最理性、最正確的決定。

第三次博弈：要不要重新調整自己的角色

兒子出生之后，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很多人都替我惋惜：一個才女就這么被埋沒了。我是這么想的：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生物，男人有事業就足夠了，事業可以彌補他很多方面的缺憾，但女人有愛才會快樂。你放眼看看，許多事業成功的女人，她們即使打扮得光鮮亮麗，但還是給人一種干涸枯萎的感覺；反倒是那些普通平凡的女人，目光溫潤，笑容親和，給人感覺是如沐春風般的舒服。事業什么時候都可以做，但孩子一眨眼就大了，我不想錯過這段無論對于母親還是孩子都是很珍貴的時期。

我和兒子在一起就是玩，帶他到鄉下一起種菜種玉米，一起喂鳥喂鴨子。我兒子很小就會寫詩，他寫過一首詩：天黑了，星星躺在天空的懷里，小松樹躺在大地的懷里，魚兒躺在河流的懷里，我躺在媽媽的懷里，我、星星、小松樹還有魚兒，都是幸福的孩子……寫得很好是不是？

當然，僅僅做一個家庭主婦不是我的理想，也遠遠不能釋放我全部的能量。兒子上幼兒園后，我就準備著做些事了。我知道我不能和潘石屹摻和，否則又要掉到水深火熱的日子里去了。最好的方法是發揮己長，分工合作。潘石屹擅長商業談判、銷售、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我擅長建筑藝術、空間設計，那么后者就由我來負責。

這就意味著，我要從臺前退到幕后，所以現在常有人說我是“潘石屹背后的女人”。說就說唄，該退的時候就得退，一味逞強，只會讓你失去更多，退一步海闊天空。

我們做現代城SOHO那會兒，房地產行業還沒人做樣板間呢，我就提出來要做樣板間。做成以后，潘石屹左看右看都不順眼，說：“必須把這個樣板間給拆掉！”我說：“再忍兩天行不行？等我把家具放好，把花擺好，如果你那時還是覺得不行，再拆也不遲。”結果，我的樣板間讓很多人看了喜歡得不行，排著隊來買房。

商人似乎總和媚俗聯系在一起，但從一開始，我就提出來，我們不僅僅要做成功的商人，還要做優秀的建筑藝術推動者。我們的房子，不僅要住著舒服，還要有品位有風格。我多年在國外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經驗派上了用場，我們做的許多樓盤受到文化精英階層的追捧。你征服了這一階層，其實也就征服了普通的消費者，因為誰都想讓自己顯得有文化，這就有一個“跟風”的效果。“長城腳下的公社”獲得建筑業的奧斯卡獎——威尼斯建筑雙年展“建筑藝術推動大獎”后，我也被傳媒譽為“創新建筑的提供者”。 這一點，是潘石屹最服氣我的地方，當然，他不服也不行。

現在我把精力主要放在慈善上，錢賺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定要懂得回饋。回饋所獲得的快樂勝過賺錢的快樂，我想一直做個快樂的女人。

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還有一片屬于自己的可以自由起舞的事業天地，我的人生很完美。這樣完美的人生，取決于我的選擇，以及我在面對選擇時，理性的思考和果斷的實施。對于女人，這一點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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