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３３８萬人，這是中國自１９９９年實行高校擴招政策后，畢業人數最多的一年。除了留校工作和讀研究生，畢業生們都必須邁出校園，跨入社會，開始新的生活。然而有些人卻選擇了第三條道路——他們以各種理由滯留在學校，成為寄居在高校周圍的一個特殊群體：“校漂族”。

“校漂族”：我拿青春等明天

“校漂族”的生活重心在學校，利用學校資源而生存，仍過著和學生一樣的生活。記者發現，這個群體主要包括為避開就業高峰、增加就業砝碼的“考試派”；不愿離開學校的“戀校派”；求職不滿意或遇到困難、回校再謀出路的“不就業派”，以及少量坐吃家庭財富的“瀟灑派”等。

先說考試派。

李國敏租的房子在北京某高校旁邊。這是一個三居室的房子，和學校的宿舍一樣，每個房間里住五六個人，他們都和李國敏一樣，依托學校的資源考研或者專升本。房間里面除了上下鋪的床以及和學校一樣的放衣服的柜子外，幾乎沒有其他擺設。李國敏的房間門上有“告示”云：影響別人休息是一種犯罪！本區每晚１１：３０執行“三閉”政策：閉門、閉燈、閉嘴！

李國敏，２０００年從河南一所師范學院專科畢業，工作一年后，他不滿意自己的工資收入，于是辭職來到北京，先是通過自考由專科升上本科，接著繼續考研究生。

李國敏現在的生活和上學時沒什么兩樣：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去旁邊的大學，因為進教學樓的教室沒有什么限制，他就找一個沒有上課的教室開始學習。他通常在教室里一待就是一天，晚上有時還要到通宵自習室“整”一個通宵。“通宵自習室好多都是像我們這樣的考研派。”他說。

李國敏在工作期間沒有什么積蓄，所以現在的生活來源一部分靠家里支持，另外他自己也在做些兼職。２００３年他參加過研究生考試，與分數線相差４０多分。２００４年他繼續考，考完后自我感覺不錯，心想一定能考上，但公布成績后，他又一次名落孫山，這次差了２０多分。

“路都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我還要再考一年。”他說像他這樣考四五年的很多，他家里也支持他的選擇。記者問：如果今年再考不上還會繼續考嗎？他說，還沒有想這么遠，不過今年有十足的把握考上。

再看瀟灑派。

和李國敏相比，與他住同一個房間的李浩源就輕松多了。他２００４年從天津的一所高校本科畢業，一直沒有找工作。“趁年輕就該長長見識，多走些路，開開眼界。所以我決定出國。”

李浩源畢業后就開始聯系出國，現在已經有些眉目了。“如果順利的話，今年就能夠出去。”他邊說邊閑閑地彈著吉他。和上學時一樣，他現在的生活費用全部來自父母支持。

當記者問他為什么非要在北京租房子住，他說住在家里不方便，自己沒工作，父母又管這管那，限制太多。他現在的生活很“逍遙”，要么和同學侃大山，要么騎單車逛逛北京城，有時也去學校聽聽講座。

還有戀校派。

胡長長，２００１年從北京的一所高校畢業，現在北京另外一所高校某系實驗室從事計算機網絡維護工作。他現在住在系里的宿舍，收入也能維持生活。

他不離開學校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學校里單純，可以做一個透明人。”他說雖然去校外的公司上班會賺更多的錢，但與領導、與同事的關系太難處了。他喜歡學校里面悠閑的環境，還可以利用學校的學術資源和娛樂資源。“我現在有很多自己的時間，每年還可以放兩次長假，能做自己喜歡的事。”

他還說，暫時不打算離開學校，明年或者后年就會考研，因為在學校里面工作就得需要一個高文憑。

專家認為，“校漂族”的出現，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中國年輕一代在市場經濟時代就業競爭加劇后暴露的脆弱一面。從心理層面上看，年輕人選擇“校漂”大致是出于以下幾種原因：安全需要、依賴心理、逃避心理、現實考慮。學生從學校跨入社會，大都需要一個適應期，他們中的大多數會選擇一邊工作一邊適應。而“校漂族”則把這個適應期放在學校，把“校漂”作為人生的緩沖期，規劃自己的未來，他們漂泊的生涯是為了尋找更好的人生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校漂”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校漂”生涯如果持續半年或者一年，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這不應該成為一種生存常態。

專家指出，大學生把學校當作“避風港”一味回避現實并無益處。大學生要勇于克服困難，努力提高個人心理素質，敢于在新環境中創一片新天地。“校漂族”的出現，應該引起學校和社會心理工作者的重視，相關職業心理培訓應該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