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以勇氣鎮定著稱的韃靼人在戰斗的最后階段表現得尤為出色……他們中沒有一個后退，全都以身殉職”——保爾·瓦蘭：《征華記》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后，僧格林沁統率蒙古馬隊七千、步兵萬余名，從天津撤防退至通州(今北京通縣)八里橋一帶，準備與英、法聯軍進行“野戰”。8月24日(七月初八日)，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城。8月31日(七月十五日)，咸豐帝急派大學士桂良為欽差大臣到達天津，會同直隸總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談判乞和。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當談判破裂后，聯軍決計進犯北京。咸豐帝朱諭軍機大臣和王大臣綿愉、載垣、端華、肅順等人，表示與英法“決戰”，并提出了決戰時機“宜早不宜遲，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長，制彼所短”(《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0，第2233頁)。同時，諭令“所有通州一帶防剿事機”，統歸僧格林沁、瑞麟“嚴密布置”，“厚集兵力，以資攻剿”。次日再次下達朱諭：“一面發報，一面知照僧格林沁督兵開仗”(同上，第2238頁)。僧格林沁便在通州一帶加緊部署防務。他表示“自當奮力截擊”(《僧格林沁瑞麟奏報洋人北來預籌迎剿辦法折》)，嚴陣以待，準備迎擊敵軍的進攻。

當時，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帶的軍事部署是：他把督師軍營設在通州與張家灣之間的郭家墳，由他統率馬、步兵17000人，駐扎在張家灣至八里橋一線，扼守通州至京師廣渠門(今建國門)的大道，戰略目的是保衛京師。其兵力的部署，防守通州有4000人，張家灣駐兵1000人;命副都統格繃額督帶蒙古馬隊3000人，駐守在張家灣的東面和南面，準備迎擊來自北塘和天津的進犯之敵;又命副都統伊勒東阿督帶蒙古馬隊4000人防守八里橋;另有1000名察哈爾蒙古馬隊由總管那馬善統帶，防守馬駒橋東南之采育，以防敵軍從馬頭西進，繞道進犯京師;署直隸提督成保率綠營兵4000人防守通州。總計：僧格林沁統率清軍約達近3萬人，其中蒙古馬隊共近1萬人。此外，還有副都統勝保率京營5000人駐守齊化門(即朝陽門)以東至定福莊一帶，作為聲援僧格林沁和護衛京師的后備部隊。僧格林沁為了加強通州一帶的防務力量，除原調綏遠、歸化二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操演兵1000名外，“還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將弁管帶，配齊軍火器械，于七月十九日，兼程馳往通州，聽候調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0，第2254頁)。與此同時，僧格林沁奏諭又從卓索圖、昭烏達、哲里木三盟中每盟各續調1000至2000名蒙古騎兵(《清文宗實錄》卷325，第8～9頁)，調往京師附近駐扎。

9月18日(八月初四日)，英、法聯軍先頭部隊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務逼近張家灣附近，并向張家灣的清軍駐地發炮攻擊。僧格林沁所部守軍早已嚴陣以待，并遵前旨：“倘該夷一過張家灣寸步，即督兵迎擊，痛加剿戮”。殺傷敵軍眾多，但如僧格林沁奏報說：“至該夷于午刻馬步各隊進前撲犯，經我兵槍炮齊施，斃賊無數。正分撥馬隊抄擊，該夷火箭數百支齊發，馬匹驚駭回奔，沖動步隊，以致不能成列，紛紛后退”(《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軍來撲迎擊失利退守八里橋折》，咸豐十年八月初四日，見《第二次鴉片戰爭》五，第84頁)。在清軍失利的形勢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入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隨后，英、法聯軍一舉占領了張家灣和通州城。

僧格林沁所部滿、蒙馬隊和綠營兵退守八里橋后，他和瑞麟商定，全軍分設南、東、西三路截擊敵軍。其中，將近1萬名滿、蒙馬隊軍部署在八里橋一帶防守。八里橋東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軍利用八里橋周圍的灌木叢林，在這里構筑了土壘和戰壕，準備和敵軍在此決一死戰。當時，僧格林沁在奏折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現在督帶官兵退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趕緊再振軍心，倘該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拼”(《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軍來撲迎擊失利退守八里橋折》，咸豐十年八月初四日，見《第二次鴉片戰爭》五，第84頁)。

9月21日(八月初七日)凌晨4時，清軍由通州和張家灣、郭家墳一帶向八里橋推進。上午七時許，英法聯軍分東、西、南三路對八里橋守軍發起攻擊。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騎兵沖殺，他們用長矛、馬刀和弓箭等落后武器，齊聲呼喊殺敵。一部分騎兵一度沖到敵軍指揮部附近，距敵人四五十米遠的地方，短兵相接，英勇殺敵，激戰一時許，斃傷敵軍千余人。隨后，由于南路法軍第二旅將大炮炮彈傾瀉在八里橋上，清軍遭到重大傷亡。但守軍與法軍第二旅在橋邊進行肉搏戰。僧格林沁親臨前線，指揮蒙古馬隊穿插于敵人的南路與西路之間，試圖分割敵軍的陣勢。爾后，由于勝保所部敗退，只是與西路敵軍進行激戰，因此，僧格林沁指揮蒙古馬隊分割敵人陣勢的計劃未能實現。但他仍然“騎著馬站在前面，揮舞著黃旗表示挑戰”(德·巴贊古《遠征中國和交趾**》第2卷，第230～231頁，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六，第293頁)。

八里橋之戰，從早上7時打到正午時刻，戰斗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騎兵在戰斗中表現得異常勇敢，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多次沖向敵軍陣營進行英勇的戰斗。史書中記載：“八里橋之役，中國軍隊以少有之勇敢迎頭痛擊聯軍。他們的軍隊是由兩萬五千名韃靼兵和為數眾多的民團所組成的”，“盡管他們呼喊前進，勇猛和反復地沖殺，還是一開始就遭到慘敗！然而，他們頂住了使他慘遭傷亡的強壓火力”，最后，他們“還是寧愿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吉拉爾《法蘭西和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六，第294頁)。還有的史書記載說：“中國人和以勇氣鎮定著稱的韃靼人在戰斗的最后階段表現得尤為出色……他們中沒有一個后退，全都以身殉職”(保爾·瓦蘭《征華記》，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六，第292頁)。

僧格林沁作為清軍的統帥、八里橋戰役的總指揮，他以英勇頑強抵抗外國侵略者的精神，奮力指揮全軍作戰，最后在八里橋上決戰的時刻，公然挺身而出，騎著馬站在橋中央，命令一名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舉"僧王大旗"揮師抗擊敵軍。根據一個英國隨軍翻譯的記載：在八里橋激戰時，“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執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并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此刻，全軍精銳親自保衛的那座橋也業已堆滿尸體，然而這個韃靼人盡管已孑然一身，卻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傳達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靜不動”。直到一枚"霰彈把他擊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隨著它的旗桿而去的是一只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德里松伯爵《翻譯官手記》第283～284頁，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六，第294頁)。如此可歌可泣的壯烈場面，代表性地表現出了中國各族軍民抗擊外國侵略者寧死不屈的愛國精神。

八里橋之戰，是關系到北京安危的關鍵性一戰，這次戰役雖遭失敗，但以蒙古騎兵為先鋒的中國軍隊奮不顧身、前仆后繼地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英雄業跡將是永不泯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