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寶珊將軍、傅作義將軍和我的祖父相識、相知是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我的祖父馬占山將軍受任于東北挺進軍司令兼理東北四省招撫事宜及黑龍江省主席等職。東北挺進軍駐防地屬第十二戰區，傅作義是十二戰區司令，馬占山是副司令，他們倆與當時的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關系密切，并結拜為兄弟。在抗日戰爭中，他們同時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民族統一戰線的贊同者和維護者。

鄧寶珊將軍早年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友誼。1927年的1月，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部在西安成立，曾創辦了中山軍事學校和中山學院。這是一個國共合作性質的臨時軍事政府，于右任任總司令，鄧寶珊任副總司令。在民政、教育，軍事等方面，鄧寶珊和于右任都倚重中共黨員進行工作。當時，鄧小平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陜西中共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李子洲任中山學院副院長。期間，鄧寶珊對在陜西工作的中共黨員，給予了積極的合作和支持。大革命失敗后，對遭受迫害的中共黨員、進步人士、進步青年，盡力給予了掩護和幫助。抗戰期間，鄧寶珊將軍鼎力支持抗日統一戰線，支持八路軍創建抗日根據地，多次到延安與毛澤東、朱德、賀龍等中共領導進行晤談。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說“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

抗戰俱懷報國志

抗日戰爭勝利后的第二年，鄧寶珊作為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出席了在重慶舉行的二中全會。會后，他回到三原家中，托詞“養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內戰的漩渦。后經胡宗南再三催促，他才不得已返回榆林。不久，胡宗南安插了許多特務，對鄧寶珊進行監視和控制。同年夏天，愛國民主人士劉紹庭攜朱德及續范亭的信來榆林見鄧寶珊，要他當機立斷舉行起義。鄧寶珊在復信中表示：“只要有機會，決當為人民革命事業盡一番力。”

我的祖父馬占山則是在1931年領導和指揮了震驚中外的“江橋抗戰”，打響了中國武裝抗日的第一槍，拉開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序幕。1939年7月，祖父赴重慶述職返回途中，于延安附近意外受傷，在延安就醫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賀龍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醫院看望和慰問。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歡迎大會上，毛澤東主席致辭說：“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終如一抗到底。馬將軍八年前在黑龍江首先抗日，那時紅軍在南方即致電熱烈支持。八年之前，紅軍與馬將軍則已成為抗日同志，我們相信馬將軍一定抗戰到底” 。“馬將軍年逾半百，仍在抗戰前線與敵周旋，這種精神值得全國欽佩”。在延安的見聞和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坦誠交往過程，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祖父對抗日統一戰線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之后，祖父與八路軍密切配合，英勇作戰。八年抗戰中，東北挺進軍成為晉綏側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始終與八路軍協同作戰，挺進軍的有效堅守和伺機出擊，使日寇始終未能渡過黃河一步，為保衛西北大后方、保衛陜甘寧根據地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傅作義將軍更是戰斗在抗日的一線，與八路軍密切合作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五原大捷等驕人戰績。

北平解放立功勛

1948年12月，祖父的好友蔡運升先生(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議、中央銀行副總裁、參議府參議。)住在我家，有一天他帶著王之相先生(北平大學法政學院院長、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授，受中共代表委托與傅作義將軍談判牽線搭橋)來家里。王之相談了對當時局勢的看法，說道：“不論何人，只要轉變立場，走向革命，都能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歡迎，前途是光明的”。臨走時又說：“馬將軍可以借助友誼關系，勸告傅作義將軍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將感念不忘。”此次會面，對祖父的影響非常大。幾天后，祖父抱病去見傅作義，在說明來意后，傅作義略微沉吟一下說：“您是旁觀者清。今天抱病前來，我很感動，咱們好好談談！”傅作義告訴祖父，他和中共代表也接觸過幾次，但都不得要領，讓祖父給想想辦法。

祖父經過分析，又與王之相進一步磋商，再次去見傅作義。祖父說：“我出個主意，你把寶珊接來，他和中共的關系好，又有威望，是個文人，主意多，比咱倆誰出面都好。”傅作義以拳擊掌道：“對呀，好主意！”當晚就派“追云號”專機赴綏遠把鄧寶珊將軍接到了北平。當天夜里，祖父以給鄧寶珊接風洗塵為名，邀請傅作義與鄧寶珊到家里，共同商談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并且分析了傅作義部隊面臨的局勢和北平其他國民黨部隊的情況，以及起義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和應對的措施。過了兩天，祖父請王之相和鄧寶珊到家中，又一次商談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同時也就有關問題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王之相態度堅定地說： “請鄧將軍放心，也請轉告傅將軍，共產黨的政策是一貫的，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是信守承諾的！”此時王之相看出祖父有些疲勞，就對祖父說：“馬將軍抱病為此事而努力，實在讓人感動。同時我也很抱歉，打擾已久，還請您多注意身體。”祖父聽后笑著說：“我也是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們談得好，事情就能解決得好，不必為我分心。”王之相還叮囑家里人道：“現在是非常時期，大家要提防特務，注意安全。”

1949年1月14日，鄧寶珊將軍受傅作義委托，攜同周北鋒、刁可成一起，前往通縣與解放軍代表會談，三天后達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的協議。鄧寶珊將軍代表傅作義在協議書上簽字。北平《新民晚報》曾發表文章，標題為：“北平和談的一把鑰匙——鄧寶珊將軍”。1949年1月17日，鄧寶珊將軍一行返回北平。次日，在鄧寶珊的家中，應傅作義之邀，祖父將王之相和蔡運升介紹給傅作義。傅作義將軍說：“王教授和蔡先生對辦理外交事務都是有經驗的，我們很欽佩。你們憂國憂民，關心時局，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現在已經決定和平解放北平，大家見面談談，請你們放心。”王之相說：“傅、馬、鄧三位將軍現在響應和平號召，停止內戰。這是愛國愛民的重大貢獻，我們和北平市民萬分感激。”傅作義說：“大家都應當感謝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市民涌向街頭歡慶北平和平解放，舉世聞名的文化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北平的和平解放，從本質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統一戰線工作的勝利。

1950年6月，毛澤東主席委托秘書打電話給祖父，邀請祖父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一屆二次會議，祖父十分激動。但由于病情加重，最終未能出席會議，這成為他終身的遺憾。新中國成立后，鄧寶珊將軍被毛澤東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首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防委員會委員。傅作義將軍出任水利部(后為水利電力部)部長，隨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軍委又分別任命他為綏遠軍政委員會主席，綏遠省軍區司令員。1955年，鄧寶珊和傅作義一起被國家授予一級解放勛章，以表彰他們在人民解放事業中的功績。1956年，鄧寶珊將軍在民革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

三位將軍相似的人生經歷、相同的愛國情懷、共同的政治追求，使他們從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開始，不斷加深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最后堅定的與中國共產黨前行，在歷史的重要關頭，他們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為新中國的建成立下了不朽的功勛。他們愛國、革命、不斷進步的一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