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繼16世紀豐臣秀吉提出“大日本”構想之后至德川幕府末年，日本的“神國觀念”及其派生的“統治宇內”思想已經普遍存在，并直接影響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政權。1868年初，明治天皇睦仁剛剛登基，就開始推行“武國”方針。當年2月8日，日本天皇政權就對外發布《外交布告》，確立了“大力充實兵備，使國威光耀海外萬國”的戰略方針。

日本的戰略規劃實施的階段目標為：第一步，先占領朝鮮，吞并琉球;第二步，侵占中國的東北和臺灣;第三步，以此為跳板，向中國大陸進攻;第四步，進軍歐美，“經略進取萬國”，進而稱霸全世界。為了實施大陸政策，日本周密計劃，統籌安排，舉國行動，文武并進，一步一步走向“脫亞入歐”、“統治宇內”的目標。

思想控制：灌輸軍國主義理念

日本政府首先堅持思想引導和精神鼓勵相結合的方法，加強對外擴張的戰爭文化建設和積累。

1879年，明治天皇將位于東京千代田區九段的“東京招魂社”更名為靖國神社，目的是祭祀戰爭死亡者靈魂。靖國神社在培養日本國民的軍國主義精神、灌輸侵略擴張的戰爭意識、宣傳寧死不降的武士道精神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靖國神社成為日本政府動員民眾參加對外侵略戰爭的重要設施。

為向國民宣傳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日本政府還從抓學校教育著手。主導這項工作的人是神道主義者元田永孚。日本政府及其御用學者首先從思想觀念上為侵略擴張尋找精神支柱，提出：日本是皇國，皇國就是神國，神國就應該“統治宇內”，這是上天賦予的使命。并把這些觀點和思想灌輸給日本國民，以爭取全體國民支持實行“取償東亞”的政策。

1880年，日本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及時強化了教育行政的中央集權，同時開辟了國家干涉教育內容之通道。1881年又公布了《小學校教則綱領》，十分明確地規定學校以“培養尊皇愛國之志操為旨”。與此同時，還制定了《小學校教員心得》等條例，強化教師的思想教育，樹立國家主義至上的理念。

1882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義公布了“軍人敕諭”，強調軍人的武士道精神首先要忠誠于天皇，使軍隊成為軍國主義的有力工具。

1888年，又制定了《軍隊內務書》，徹底強化兵士必須服從的精神教育，宣揚“日本刀”、“日本魂”，大力鼓動日本軍人為侵略擴張戰爭而積極拼命獻身。

1890年，日本又創設了金鵄勛章，以鼓舞軍人敢戰之士氣。同年10月30日，天皇又正式發布《教育敕語》，命令國民遵守武士道、神道精神。

這些制度的建立，不但大大加強了對國民和軍隊的教育，還為日本政府掃除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思想障礙。

外交折沖：步步推進大陸政策

19世紀70～80年代，日本懾于中國的實力不敢立即在軍事上大動干戈，但卻利用狡黠的外交，將大陸政策在鄰近國家毫無防范的情況下一步步、一寸寸地向前推進。

(一)欲取朝鮮，先同中國談判。1871年9月，李鴻章與日使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這次簽約成功，日本不但取得與中國平等的地位，而且在中國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將中國與朝鮮的藩屬關系推到尷尬的境地，從而使對清政府恪守藩屬之禮的朝鮮處于日本之下。

(二)入侵臺灣，一舉多得。1874年5月，日本悍然出兵侵占臺灣，遭到清軍和臺灣人民的英勇抵抗。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懦弱，在西方列強的調停下，中日簽訂《北京專條》。中國以“撫恤”的名義，賠償日本白銀50萬兩;同時，清政府屈從日本，違背事實，把琉球人遇害寫成“日本國民遇害”，把日軍無理入侵臺灣寫成是“保民義舉”。《北京專條》的簽訂，使日本在談判桌上輕而易舉得到了武裝進攻所沒有得到的好處。更重要的是，強取豪奪的日本從中窺測到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和善良可欺，為日后吞并琉球提供了書面依據，也使日本此后侵略朝鮮更加放心大膽。

(三)效仿美國人之法叩開朝鮮大門。1875年9月20日，日本刻意挑起江華島事件;次年2月26日，日本借機逼迫朝鮮政府與其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亦稱《江華條約》)。它為日本對朝鮮進行經濟上的掠奪、政治上的滲透、軍事上的操控提供了合法依據和方便條件。

(四)毫無聲息地吞并琉球。1875年7月，日本內務大臣在琉球宣布禁止琉球入貢中國，命令琉球奉行日本的明治年號，遵行日本的法律制度，允許日本軍隊在琉球駐兵。日本的這些行動沒有引起清政府的及時關注，更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促使日本更加毫無顧忌地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1879年4月，日本突然出兵占領那霸，吞并琉球，將其改為沖繩縣。

(五)取得朝鮮駐兵權。1882年7月下旬，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借機逼迫朝鮮政府簽訂了《濟物浦條約》和《修好條規續約》，不但取得了大筆賠款，還擴大了商務活動范圍，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在朝鮮駐軍的權利。

(六)狡猾的外交再次獲利。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日本借機策劃并發動了朝鮮的“甲申政變”，丁汝昌等帶領軍隊迅速平息政變。日本見陰謀未能得逞，便決定再次從談判桌上撈取好處。1885年4月18日，中日簽訂了《天津條約》，雙方議定，將來朝鮮國內有事，中日兩國如一國出兵朝鮮，應先行知照對方。日本第一次在朝鮮取得了與中國同等的地位和權利。

自1870年至1885年的15年里，雖然日本當時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都遠不如中國，但卻效仿歐美列強之法，利用狡黠的外交手段，及時打開了中國大門。對位于北面的朝鮮，日本一滴滴滲透，一點點突破，拿到了想要的利益。在南方，日本巧妙利用了處理臺灣事件的機會，然后又輕而易舉地吞并了琉球王國，使其成為日本控制海上通道、進軍大陸的重要基地。

擴軍備戰：傾國之力窮兵黷武

日本在實施大陸政策的過程中，深感實力遠遠達不到要求，因而堅持傾全國之力，加速擴充軍力積極備戰。

(一)建設“海軍為當今第一急務”。明治天皇剛登基不久，就發布諭令：“海軍為當今第一急務，務必從速建立基礎。”188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海軍20年造60艘軍艦的發展規劃。此后又多次更改規劃，加快造艦進度。1887年，日本天皇撥出內帑30萬日元，用于海軍建設，并表示此后將連續6年省出內廷之費，每年撥給30萬日元。由于天皇的帶頭示范，所有官員積極呼應，紛紛納出薪俸的10%，最高者多達15%。

日本自明治維新實施對外擴張的戰略決策以來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的20多年間，日本海軍從不到10艘小型船艇，而發展成為擁有可參戰的軍艦30多艘，魚雷艇20多艘;總排水量由1872年的不足1.8萬噸而增加到6萬多噸，大大超過了北洋海軍。

(二)擴充兵源，變革軍制。1878年12月，日本進行了重大軍制改革，廢除陸軍省參謀局，設立陸軍參謀本部，直接聽命于天皇，以利于軍令的快速實施。1879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征兵令》，極大地擴充了士兵來源，增加了可作戰兵力。1888年5月，日本政府再次進行軍制改革，把原有的“鎮臺制”改為利于大陸作戰的師團制，并新訂師團、旅團條例。為加快備戰之所需，1893年成立“出師準備物資經辦委員會”，又公布《戰時大本營條例》，把陸軍和海軍軍令機關的關系規范化，使之成為日本天皇的最高智囊團隊。至此，日本軍事體制近代化改革基本實現。

(三)加快軍工企業發展，研制新式武器彈藥。例如：1891年，日本工程師下瀨雅允配制成苦味酸為主要成分、燃燒性能極強的烈性炸藥，這種炸藥在水里、鐵板上均可燃燒，而且能產生有毒的煙霧氣體。這些先進的槍炮彈藥，在甲午戰爭期間都為日本陸、海軍所使用。

(四)大力培養高素質軍事人才。日本一方面不斷派優秀學生、高級軍官前往先進國家留學或考察，另一方面為培養高素質人才，在國內加速軍事學校的設立。尤其是陸軍和海軍大學的創設，培養了一批高級參謀和少壯派指揮官，這些人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多次派間諜特務來中國搜集情報。1872年8月，日本就派外務省官員池上四郎等來中國東北進行地理、風俗調查。次年，又派陸軍少將樺山資紀、海軍秘書兒玉利國前往中國南部沿海和臺灣島搜集各類情報。1888年12月，北洋海軍在劉公島剛剛建立，日本海軍大尉關文炳就被派往膠東半島沿海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詳細偵察。

制定計劃：侵略方案詳盡完整

1879年至1880年，日本陸軍就制定了第一份《對清作戰策》。其內容是派遣3個師團占領大連灣，并同時襲擊福州，然后“一舉攻克北京，迫定城下之盟。”這是近代日本制定的第一個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距離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整整早15年。

1887年初，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小川又次局長制定了《清國征討策案》，提出乘中國還沒有覺醒，先“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其不能活動”。還提出以5年的準備時間為限，預計在1892年就完成對中國的作戰準備。《清國征討策案》還提出：占領中國后，要將華北和華東的部分地區、遼東半島、山東半島、舟山群島、澎湖群島、臺灣全島以及長江下游沿岸左右39公里之地，全部并入日本版圖。然后再將中國大陸分割為大小不等的5個小國，指定既有影響、又聽從日本指揮的人做國王。

通過《清國征討策案》上述所列各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制定的《清國征討策案》，不但是一個全面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而且還是一個殘酷分割、滅亡中國的完整方案。

與此同時，日本海軍部也制定了《征清》方策6份。這6份方策總的作戰目標與陸軍制定的《策案》相同，都是以攻占北京為目的，但他們都是從海軍作戰的角度考慮。

我們把上述6份“征清”方策與《清國征討策案》相聯系比較，則完全可以證明：早在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就計劃要和中國交戰，并且開始組織跨軍種廣泛深入地討論過作戰構想。

到1893年，時任日本樞密院議長的山縣有朋大力鼓吹：“早日同北洋艦隊決一雌雄。”同年夏天，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中將親自帶人前往中國實地調研，在掌握第一手資料后，他在筆記中寫到：“確信中國不足為懼，增強了必勝的信心。”

由山縣有朋和川上操六的言論可知，日本擴軍備戰已基本就緒，下一步找一個合適的理由即可對中國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