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很多時候，就像我們孩提時代看到的捏面人老人手里的那團面泥。你想要一頭老虎，他就捏一頭老虎;你想要一只老鼠，他就捏一只老鼠。他捏的物件沒人要的時候，就在黃昏時分兌上水，重新成為一團面泥。

我們學習的近代歷史，是一部罵人的歷史。在好多年代，我們都可以在歷史書里找到我們咒罵的對象。比如曹汝霖，比如曹錕，比如吳佩孚。我們的祖父罵了一遍，我們的父親罵，接著我們罵，然后我們的兒子還要罵。因為教科書為我們提供的這些人的歷史，就是挨罵的歷史。我們不罵他們罵誰？

但是作為一個個體的人，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一個人全部的歷史前提下，我們罵的人，并不是應該永遠罵下去。當我們讀完他們的一生，發現這些人在民族危難的時候，他們的身上都帶著濃烈的士大夫色彩，帶著面對屠刀寧死不屈的氣質。他們都是堅硬的民族主義者，在歷史上保持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保持的晚節。

曹汝霖作為北洋軍閥的幾個總長，在五四時期是出名的賣國賊，從而導致梅思平一把火燒掉了趙家樓。五四時期的曹汝霖該不該罵？該罵。但是罵過之后，卻罵出了另一個曹汝霖。他從事慈善事業，每一年都要為北平的車夫提供棉襖，并且是親自送到車夫手里。窮人死了，曹汝霖還會提供棺材。

曹汝霖從二十年代起經營發起中央醫院。窮人看病，從來不受醫療費。曹汝霖負責醫院的經費來源，卻從來不拿任何薪水。日軍侵占華北后，曾想強占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就保住了一家慈善醫院。

抗戰爆發后，曹汝霖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但曹始終不為所動。后來，王克敏的敵偽組織華北政務委員會曾打算讓曹汝霖出任糧食局偽職，曹汝霖說：“日本人吃糧食不受限制，單管中國人，我怎么管，這不是找罵嗎？”當時北平的老百姓多吃雜和面，一次，曹把用雜和面蒸的窩頭帶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對王克敏說：“這樣的糧食怎么能讓老百姓下咽。”王克敏聽后拿起窩頭就咬了一口，說：“這怎么不能吃！”日軍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滿，曾指斥曹：“為什么我們‘皇軍’來了，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曹汝霖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日本的威逼面前能做到如此，也算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中國人了。

還有曹錕，他是一個布販子，在民初那樣的特殊年月，當上了直隸督軍。在有槍就是王的時代，曹錕控制了北洋政府。他用銀元支票賄選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讓他背上了歷史的罵名。但是歷史上，曹錕也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1921年7月，蘇聯出兵幫助外蒙獨立，他大罵蘇聯政府，大罵外蒙獨立的人，堅決不予承認。1937年7月，日本占領北平之后，在12月，扶持了漢奸王克敏，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當時曹錕居住在北平，日本特務頭子的土肥原賢二請曹錕出面，加入所謂的臨時政府，曹錕斷然拒絕。他對土肥原賢二說：“我就是天天喝粥，也不會為日本人做事！”曹錕于1938年5月去世，國民政府認為曹錕忠貞不屈，大義凜然，追贈曹錕一方匾額，寫著“華胄忠良”四個大字。也算是對于曹錕的嘉獎。

吳佩孚，在我們的歷史記憶里，就是一個大軍閥，就是一個劊子手。但是我們不知道，吳佩孚還有另一面的人生。1921年，蘇聯在中國尋找革命代理人，當時吳佩孚是中國握有軍事權力的強人，但是吳佩孚拒絕了。他開玩笑說自己是“四不將軍，”及“不住租界，不借外債，不結外人，不做督軍。”

1935年，日本人發起“華北自治運動”，日本特務機關多次請吳佩孚組織為華北政權，吳佩孚逗堅決拒絕。

1937年7月之后，土肥原賢二多次登門，請吳佩孚出面，主持華北的偽政府，吳佩孚義正言辭：“叫我出來也行，你們日本兵必須全部撤出中國。”

日本人誘逼無果，就殺害了吳佩孚。1939年12月4日，漢奸齊燮元帶著日本特務川本，日本軍醫石田還有十幾個日軍，進入吳佩孚的宅院，切破了吳佩孚的喉管。瞬時血流如注，吳佩孚大聲一叫絕命而殉國。

這三個人，是被我們罵了無數次的人，但是他們在晚年，沒有一個人當漢奸。在中華民族最艱難的歲月，他們始終保持了民族氣節，保持了中國男人不可凌辱和堅貞不屈的高貴氣質。

假若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提到他們的時候，還原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基本面貌。他們的罪惡就是他們的罪惡，他們的過錯就是他們的過錯，他們的民族氣節就是他們的民族氣節。不能因為一時一事而毀譽一生。大概，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