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文夕大火”近十年后，香港《華商報》副刊開始連載郭沫若的長篇自傳體散文《抗戰回憶錄》。“回憶錄”中郭寫到長沙大火，在香港引起輿論關注。又過了十年，《人民文學》再次發表《抗戰回憶錄》并更名為《洪波曲》，一時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

放火燒長沙，是國民黨人在蔣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們是想建立一次奇功，摹仿庫圖索夫的火燒莫斯科，來它一個火燒長沙市。只可惜日本人開玩笑，沒有出場來演拿破侖。撒下了一大灘爛污，燒了百多萬戶人家，更燒死了未有統計的傷病兵和老弱病廢的市民，到底誰來負責呢？

在行政上的處分是——18日槍斃了三個人：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長徐昆、公安局長文重孚。

長沙人不了解真實情況，頗埋怨省主席張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付對聯和匾額來譏諷他，流傳得很廣，匾額是“張皇失措”，對聯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個人頭十萬元。”在這里面把“張治中”3個字嵌進去了。“五大政策”記不清楚;“十萬元”是國民政府對長沙市民的撫恤金。少得太可憐了。

然而冤有頭，債有主，埋怨張文白是找錯了對頭。張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執行了蔣介石的命令而已。據我們后來所得到的確實消息，張文自在12日上午9時，曾接到蔣介石的密電，要他把長沙全城焚毀。因此關于長沙大火的責任應該由蔣介石來負，連“三個人頭”認真說都是冤枉了的。

行政處分只在乎息人民的怒氣，對于滿目瘡痍并沒有絲毫的裨補。警察是跑光了，省政府的高級人員跑到了沅陵。于是長沙善后這一工作卻又意外地落到我們三廳的頭上。

16日我們到達衡陽三塘之后，17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廳派人火速赴長沙從事善后。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帶領若干得力的人員和兩個抗劇隊在當晚便趕赴長沙。當大家上卡車的時候，田壽昌自告奮勇，臨時參加了。洪與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長沙的人，掩埋死尸，撫慰居民，安插傷病，恢復交通，實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夠，19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帶了一批人去支援。這時候的善后辦事處是設在財政廳里面的。當我到長沙后的第三天，省政府的各廳才有人從沅陵回來參加工作。民政廳長陶履謙、財政廳長尹任先、建設廳長余籍傳、教育廳長朱經農，來財政廳拜會我們。我們倒也感覺到有種說不出的情緒。

陳誠和周公都到長沙來過。陳誠是很得意的，長沙善后由他的“部下”來做了一個開端，當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見大家做得井井有條，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這些完全是在長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訓練出來的學生，經過了幾天的堅苦鍛煉，他的學生們是有些進步了。

流離的人逐漸回來了，從廢墟中再建長沙的勇氣已被鼓舞了起來。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們的范圍內了。那得讓人民的創造力去自謀發揮;而為了減少磨擦，也得早讓那些黨老爺們去部署他們的威福。

長沙經過大火，大概燒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們住過的水風井卻沒有燒掉。長沙師范里面我們還存著一大桶汽油，竟依然無恙。這大約是我們走得遲，放火隊被阻礙了的原故吧？

我們是26日回三塘的。在這之前，我應平江張發奎之邀，曾偕乃超、壽昌二人去訪問過他一次。那是24日的事。當晚由張作向導，同去看過一次楊森。那位多子將軍送了我們好幾根茶樹根子的手杖。他談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觀音的人在醞釀反戰運動，也談到一些下級政工人員不守紀律，專做特工，一遇緊急，便先行逃跑。仿佛抗戰不力就只有那些迷信的地主和特務的政工那樣，我們也姑妄聽之而已。

但兩位將軍和我一樣都有點奇怪：為什么日本人卻停止了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