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1年德意志第一帝國誕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孔武強悍的德國軍隊歷來是男人的世界。但是，這個歷史到了第三帝國時期被改寫了。

1935年5月頒布的德國“國防法”在第一條第一款中規定：“每個德國的男人都有義務服兵役。”同時在第二款里又規定：“每個德國男人和女人在戰時均有超越兵役為國服務的義務。”這是一個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應該把義務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談。難道女人在和平時期就不必為國服務了？本來沒有當兵義務的女人又如何在戰時和男人們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嚴于語言修辭的德國人為什么會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釋是，準備打仗的德國要給戰時的人力資源預留出最大的合法的開發空間，同時又不愿意過早明確具體的形式。

具有“一戰”經驗的希特勒深知的一點是，以德國男子的數量規模根本不可能勝任一場稱霸歐洲和東擴疆土的大戰。一旦開戰，德國一方面要在兵源上傾全國男丁之力，另一方面，凡女性勝任的非作戰類軍中崗位，應由女性占據，借以釋放更多的男子用于前線作戰。

4年之后，隨著波蘭戰役的爆發，德國女性介入戰爭的形式終于得以明確：符合條件的女性將以“國防軍女助手(Wehrmachtshelferinnen)”的身份介入非前線的軍隊工作。

在當代德國的社會福利體系中，服務于國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納入養老金的有效工齡，這一規定與當事人就職期間的國策是否正確，當事人所服務的國家組織是否在后來被判有罪，當事人為其服務的政體是否一直延續都不發生直接關系。這也就是說，無論當事人在納粹時期是黨衛軍、國防軍還是國防軍女助手，他的服役時間都會被聯邦德國計入其領取國家養老金的有效工齡，除非當事人本身被定為罪犯。在德國的第六社會福利法典(SGB6)中，“國防軍女助手”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齡計算的范疇之內，而“國防軍女助手”的概念也涵蓋了“黨衛軍女助手”，即被很多人誤讀的所謂“女黨衛軍”。

在“二戰”時期的德軍建制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軍中的身份只是協助者，沒有軍職和軍銜，也不佩帶武器，而且基本上只在自愿者中間征召。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應征成為“國防軍女助手”的德國婦女達50萬人。戰爭結束后，這批帶著傳奇色彩的女人們像沙中覆水一樣迅速從現實中蒸發了。她們不寫書，不集會，無組織，也無聲響，眾多和“二戰”有關的史書和文學作品中也很少提及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訪中，我意外地發現了一個“二戰”時的國防軍女助手，她就是黨衛軍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張自己當年穿“國防軍女助手”制服的照片。從這張照片開始，安捷講起了她的往事：

“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鄉在德國最北部的施勒斯維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個孩子，當時在德國多生孩子是能得獎章的，生4個孩子的母親能得一枚銅牌，生6個孩子得銀牌，生8個就得金牌。我媽媽可是銅牌母親呢。我的上一輩人有很多打過兩次世界大戰，我父親就是一個。他1889年生人，1917年剛滿18歲就應召入伍參加了一戰。”說著安捷在相冊中找到她父親在“一戰”期間的一張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著整齊的軍服，體形魁梧，挺胸收腹，兩撇胡須向上翹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帶幾分殺氣。安捷撫摸著那張發黃的照片繼續說道：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和平年代，父親的職業是屠夫，靠宰牛賣肉為生。一戰后的德國經濟瀕于崩潰，很少有人能買得起肉，貨源的供應也非常緊張，這迫使父親關閉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他把德國振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極右黨派身上，而且參加了納粹黨。1944年，在德國軍隊從東線戰場節節敗退的形勢下，已經55歲的父親再一次穿上了軍裝，但時間不長，他就在守衛但澤(現屬波蘭)時被蘇軍俘虜了，后來他就死在了蘇聯的戰俘營。一個從戰俘營回來的人對我母親說：你先生是在戰俘營里餓死的。死之前他已經沒有了饑餓的感覺，只是一遍一遍地說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國宣布進入全面戰爭，全部社會活動、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個目標，那就是戰爭！為了填補前線的兵源損失，本土防空部隊的軍人大多被調去加強前線的步兵師，結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婦女和學生替代的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上防空陣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參戰時還不到15歲。為了使這群中學生在作戰期間仍然能夠學習，弟弟的老師也進入了軍隊，以便在戰斗的間隙為他們上課。

1943年，我被征入國防軍的海軍助手系列，任務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隊，當時剛18歲。我們的制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軍制服是深藍色的，這是海軍的陸地支持人員和海上作戰部隊的一個差別。我操作過3種防空器材：探照燈、防空監聽器、導向儀，主要是為10厘米口徑的高射炮指引敵機目標。操縱這些大家伙沒把子力氣是不行的，以前這都是男兵干的活兒。所以接替他們的姑娘們必須身體強壯。”

在老相冊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幾個女孩子在探照燈前的一張合影，果然個個強壯。我放下照片后問道：“二戰期間，德國和蘇聯都曾大規模地征召婦女參加軍隊工作。我記得蘇聯征召了80萬，德國征召了50萬。您知道蘇、德兩國婦女在參戰形式上有什么區別嗎？”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區別。俄國的參戰婦女是真正的軍人。除了常規的醫療和通訊工作外，她們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樣當狙擊手、偵察員、坦克兵甚至干飛行員。而在德國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女兵。直到戰爭的最后關頭，德國也沒有派女性去最前線廝殺。這是一條底線，也是西歐各國的傳統：火線作戰部隊只能由男性組成。所以，在二戰中蘇聯女兵有很大死傷，而德國方面的參戰婦女損失很小。我看過一個統計材料，上面說，到1944年10月，德國的女人共承擔了350個探照燈連的任務，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國投降前一個多月)，像我們這樣直接介入軍事活動的婦女達到了50萬人，差不多占德國剩余總兵力的20%吧！不過，官方從來不把我們這些人視為正規軍的軍人，而稱我們是國防軍女助手。我們分布在防空、通訊、裝備維護等領域。此外，負責戰地服務的準軍事化女性還有10萬人。

“但這并不說明納粹沒有打過讓女性上一線作戰的主意。曾擔任德意志婦女會主席的尤塔在她的回憶錄里說過：1945年初，帝國青年局的局長阿克斯曼打算向納粹的黨辦主任鮑曼提出成立女兵作戰營的建議，為此他來征求尤塔的意見。尤塔說：絕對不可以，如果我們的戰爭打到了寄希望于婦女來拯救我們的程度，這種戰爭無論如何都不再有意義。女人從生物學的角度上講就不適于扛槍打仗。尤塔這一句話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參戰的婦女中，上高炮陣地的人是最有風險的。好在我駐守的地方并不是盟軍空軍的攻擊重點。我們的防空部隊駐扎在德國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陣地設在漢堡和庫克斯哈芬之間的一條河道旁，這是易北河的一個支流，空襲不太頻繁。這使得我們這群女兵們都很喜愛這樣的生活，因為它足夠刺激卻并不十分危險。另外，生活供應也相對充足。天哪，我們一個個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間，我們還能經常有機會回家。每次回家，我們都換上花花綠綠的衣裳，因為我們嫌制服不好看。

“我對戰爭的記憶不像我先生那樣恐怖，因為我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恐怖。這和我當兵的地點有直接的關系。如果我在東線參戰，命運會是另一種樣子。希特勒自殺以后，接任他職位的海軍將軍鄧尼茨(他應該說是德國歷史上任期最短的國家領導人)立即在呂貝克宣布投降。投降的命令一下，我們這一群女兵立即就被遣散回家了。這是英國紳士們的決定，他們不難為戰敗國的婦女。

說話間，安捷又翻出了一本相冊，那上面都是去蘇聯旅游時拍攝的照片。她喋喋不休地給我一張接一張地介紹，就這樣大約過去了半個小時她才意猶未盡地合上相冊，她說：“那都是1989年的事了，我們剛從那里回來不久，蘇聯就解體了。德國人沒有打垮他們，他們自己垮掉了。”

安捷和她的老先生如今都成為了堅決的反戰人士，并且一致視新納粹組織為德國公敵。有趣的是，這對合起來年紀超過160歲的老夫婦還很有些以天下為己任的境界。安捷說她堅決主張歐洲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足以和美國抗衡的政治力量，因為美國太霸道。

說到這里，老太太又講了一段小故事：老兩口有一個孫子在柏林的一家美國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待遇好，工資高，周末他興致勃勃地趕回花山市向爺爺奶奶報告好消息。老太太聽完之后并不說話，伸手就去摸孫子的頭頂。孫子問：“干什么？”老太太說：“看你是不是也長出角來了。”

我沒有準備，笑得差一點被咖啡嗆了嗓子：在德國人的眼中，只有魔鬼才會在頭上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