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多田駿突然被從夢中叫醒。原因是，就在這一天日軍在華北各地，包括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日軍都發現八路軍在向他們發起猛烈的攻擊。一時整個華北派遣軍司令部亂作一團，日軍不知道八路軍究竟要攻向何方。盡管在華北的日軍當時達到33萬之多，但是面對八路軍的全面進攻，仍然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手忙腳亂。八路軍的這次進攻由于共有100多個團參加，在歷史中被稱作“百團大戰”。就在這一年早些時候，長江中游的要點宜昌陷落。八路軍卻在華北打出了“百團大戰”，大大鼓舞了全國軍民抗戰的信心。

百團大戰的細節在幾十年后逐漸開始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在河北淶源的東團堡有兩塊石碑剛剛被出土，這兩塊石碑的著作者名叫小柴俊男，是日軍的一名大佐。他所刻的這兩塊石碑叫做“長恨歌”，是他自己所寫的詩詞。

他為什么要在中國寫下名為“長恨歌”的詩詞呢？就是因為在“百團大戰”之中，這個東團堡曾經駐有日軍一支精銳的士官教導隊，結果在八路軍的猛攻之下，最終這批日軍全軍覆沒，僅存的幾名日軍傷員最后選擇投火自盡。當小柴俊男率領的援軍趕到戰場的時候，日軍已經全部斃命，故此他才在此地寫下了這一首“長恨歌”，最后一句話是“恨一死不能殲滅八路軍”。

“百團大戰”在漫長的戰線上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也是八路軍在相持階段向日軍發動的最重要的進攻之一。

早在19世紀后期，日方便有人提出了這樣一個所謂“征服中國”的戰略。“征服中國”的方式應該是從北向南，先攻占滿蒙，然后再從北平南下，攻占平漢線和粵漢線，將中國一劈兩半，也可以效仿忽必烈從中國的大西北對中國進行大迂回、大包抄。

這一戰略其實非常毒辣，中國抗日名將李宗仁將軍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就曾經流露過對這種戰法的擔心和警惕。他說：“如果日軍這樣做的話，那么在華北平原的日軍機械化部隊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作戰能力。而中國軍隊很難組成自己的防線，這樣在長江下游的中國軍隊將無法退向大后方，也就不可能實行持久抗戰了。”

那么在實戰之中，日軍為何未能實施這一戰略呢？一方面，是抗戰初起之時，中國方面誘使日軍改從北向南的進攻路線為從東向西，從而利用了長江中下游平原、湖沼、丘陵等有利地形與日軍周旋。另一方面，當日軍從戰略上考慮從北向南進攻的時候卻發現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出現了一個他們沒有想到的敵后戰場。日軍如果從北向南發動進攻，必然要走華北平原，而華北卻有一個俯視平原的屋脊，那就是山西省。

在山西，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也有衛立煌將軍領導的中條山根據地。這些中國軍隊的存在使日軍不敢輕易南下。而“百團大戰”又展現了中國敵后根據地的戰斗力。如果日軍貿然南下的話，那么在山西、河北敵后的中國軍隊就很有可能切斷平漢線，使日軍在前線的幾十萬軍隊失去補給，從而可能造成被中國軍隊殲滅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日軍被迫放棄了由北向南進攻的路線，應該說敵后抗日根據地和“百團大戰”功不可沒。

“百團大戰”的勝利戰果不但有力地駁斥了八路軍“游而不擊”的傳言，展示了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它在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戰果之中也具有重要的戰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