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佟麟閣(1892—1937)，河北保定人。“七七事變”爆發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副軍長，在北平南苑率部抗擊日軍，7月28日遭日軍伏擊殉國，是全面抗戰爆發后捐軀疆場的第一位高級將領。

對佟兵來說，自己的一生注定與他人不同——盡管父親佟麟閣在他12歲時就已犧牲，但父親對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尤其是在佟兵60歲之前，父親的身份甚至主宰了他人生的悲歡離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90歲的佟兵又因為父親而忙碌了起來，活動、采訪一個接著一個。這讓他欣慰，也讓他難過，因為“每回憶一次，都是痛苦”。

曾經其樂融融的一家

我生于1925年，父親其實叫佟凌閣，后來報紙上誤寫成佟麟閣，傳開之后就一直沿用下來了。父親本來在縣衙做筆吏，20歲時因仰慕馮玉祥先生而投筆從戎，一直深受器重。1930年中原大戰討蔣失敗，他隨馮先生一起卸甲歸田。

“九一八事變”后，當時的29軍軍長宋哲元先生邀請父親出山，代理察哈爾省主席兼張家口警備司令。在張家口時，父親有一次帶我們在山上騎馬，遙望著東北慨嘆說：“現在如果多幾個岳飛這樣的人，小日本哪敢這樣猖狂？”

1933年5月，馮玉祥先生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父親第一時間響應，成為抗日同盟軍第一軍軍長，吉鴻昌是第二軍軍長。兩人合作收復了6個縣，當時全國人民都非常振奮。但那個時候蔣介石、何應欽和抗日同盟軍觀點不一致，我父親對蔣介石有點意見。有一次蔣介石和宋美齡去張家口，見了我父親，送給他一張放大的照片。父親在照片后面寫：“金鑾殿上坐個猴，望之不似人君。”后來蔣介石派了幾個軍把抗日同盟軍圍起來，要求必須解散，不解散就消滅。馮先生沒有辦法，就解散了抗日同盟軍。父親覺得報國無門，一氣之下就辭職了，回北平香山居住。

1935年華北事變(指東北淪陷后，日本侵略軍蠶食侵犯華北地區，策動華北各省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實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后，在北平成立了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先生想培養一些年輕軍官，鞏固29軍的實力，打算組織一個軍事訓練團，于是派張自忠、馮治安、趙登禹、劉汝名這幾個師長去香山請父親出山。父親覺得自己報國的時機到了，于是決定出山，但聲明絕不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任職。宋先生任命父親為29軍副軍長兼軍事訓練團團長，兼大學生軍訓班主任，駐南苑29軍軍部，主持全軍事務。

那個時候我們家里條件很好，住在東四十條40號，房子很大，兩三個四合院，好幾十間房子，還有一個大花園。我們家兄弟姐妹6個，大哥、大姐、二姐、三姐、我、小妹。我是最小的男孩，因此格外受疼愛，父親之前到甘肅、張家口任職的時候，都把我帶在身邊，我們父子感情很深。

那時候還沒幾個人有車，但父親有專車，每到禮拜六我們就在家里等著，汽車喇叭一響，就知道父親回家了，大家跑出去迎接他，這個拿皮包那個拿帽子，其樂融融。父親是個孝子，每次回來第一件事都是跟祖父母請安。我的父母感情也很好，印象里他們從來沒有紅過臉。結婚20周年的時候，父親還給母親打了一副金鐲子，上面刻著：“瑞卿夫人，隨我廿年。戎馬顛簸，歷盡艱危。含辛茹苦，風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儉。鐫此數語，以志不忘。凌閣。”

顛沛流離的生活

1937年7月29日白天把父親的遺體接回來后，當天晚上，宋哲元和馮治安就離開北平撤往保定。當時國民黨軍官的家屬都撤離了，僅留下我們家和趙登禹家沒人管，趙將軍也在7月28日對日作戰時壯烈殉國。從那之后，我們就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父親犧牲后，東四十條的大院子不能住了。當時，我在匯文小學讀書，校長知道這件事后，就收留我們在學校住。后來開學了，學校也不能住了，怎么辦？我父親有個法國朋友是大夫，他幫忙在一家法國醫院包了幾間病房給我們住。再后來，我們搬到史家胡同，我就轉到了史家胡同小學。后來又搬過幾次家，我也不斷轉學，從育英中學到大中中學再到匯文中學。

家里的收入來源主要靠賣掉幾套老宅子，還有母親給人織襪子賺點錢，生活很艱苦，經常吃不飽。我二姐那時已經嫁人了，她婆家條件還可以，幫了我們家很多。

我在匯文中學讀了沒多久，就因為打架退學了。當時學校里有一些東北滿洲國來的學生，被稱為“留學生”，他們知道了我父親的身份，就欺負我。有一個叫趙光宇的同學看不下去，帶頭和他們打架，被開除了，我也因此退了學。當時我就想不上學了，抗日去，我母親不同意，說我才十幾歲，太小。于是我又去成達中學讀了高三，1944年考入輔仁大學。

上大學后，我被日偽公安抓過一次。可能是因為自己說話不注意，被別人知道了父親的身份，有同學就向公安舉報說我搞抗日活動，他們關了我好幾天，還打我。母親四處托人找關系保我出來。張之洞的孫子張厚龍得知后，出面幫忙。找關系得花錢，家里沒錢，母親就把她珍藏的那對金鐲子賣了一只。

放出來之后，我就跟母親說，我寧愿死在外面也不在北平待著了，我要去重慶抗日。母親拗不過我，只好答應了，她說那邊有很多父親的同事，肯定會幫助我。沒想到走到河南商丘，交通斷了，困在那里走不了。滯留沒多久，就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了。聽到那個消息，真是高興得快要瘋了，不知道該怎么表達。

人生三大悲三大喜

很快，我就收到了母親的來信，讓我趕緊回北平，政府要給父親舉行國葬。我從開封坐火車到了上海，再坐船回到北平。

1946年7月28日，在父親犧牲整整9年后的這一天，國民政府給父親舉行了國葬和移靈。由李宗仁主祭，從北新橋柏林寺到香山蘭澗溝，沿途設6處公祭點，民眾自發擺設供桌、祭品。以往我們到柏林寺祭奠父親，只是偷偷擺些點心、水果，哭都不敢哭，這次總算能痛痛快快哭一場了。第二天是趙登禹的移靈日，當時趙家已經沒有人在北平了，我和姐姐替他們家打的幡。后來，在西城區選了兩條路，分別命名為“佟麟閣路”和“趙登禹路”。

可就是這么大的陣仗，我的祖父母還是全然不知情。他們問母親：“日本投降了，我兒子怎么還不回來？”母親就騙他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事回不來，還以父親的名義寫家書報平安。后來，祖父母慢慢地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問。兩位老人都是在解放后去世的，到最后也沒有挑明這件事。

我的人生中有三大悲三大喜，都是和父親有關的。第一悲就是父親的犧牲，好好的一個家庭瞬間破碎了。第一喜是日本投降。再一悲是抗戰勝利后本以為國家能振興了，卻發現國民黨那么腐敗，非常失望。當時我考上了國民黨海軍軍官，要送到英國受訓，母親堅決不許，說受訓回來就要打內戰，不行。再一喜是解放，尤其是抗美援朝勝利，心情非常振奮。可后來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悲，我原來填家庭出身都是“舊軍官”，后來必須填“軍閥”。上世紀60年代，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派到南苑勞動，我一到那兒眼淚就下來了。父親為了保家衛國犧牲在這里，如今兒子卻被送來勞動，這是父親的罪過還是我的罪過？我母親在“文革”時被遣送回老家，最后因為生病看不了，于1968年7月去世了。最后一喜是“文革”結束，之后改革開放，老百姓逐漸富起來了。父親的功績也逐步得到了肯定，1979年，民政部追認他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2009年，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我的父親確實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犧牲了自己，而且作為抗日戰爭中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他的死也確實激發了國人的抗日熱情。作為兒子，能看到他獲得公正的評價，我感到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