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對中國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以至受到不少中外軍事行家的好評。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游擊戰嘛，似乎不外乎就是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小打小鬧而已，怎么會發揮這么大的作用呢？這里，讓我們回顧一下外國軍事行家到底是如何看待抗日游擊戰的。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對中國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以至受到不少中外軍事行家的好評。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游擊戰嘛，似乎不外乎就是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小打小鬧而已，怎么會發揮這么大的作用呢？這里，讓我們回顧一下外國軍事行家到底是如何看待抗日游擊戰的。

“從戰術范圍跳出來向戰略敲門”

抗戰時期毛澤東有篇經典的軍事論文《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在文中他獨樹一幟地把游擊戰放到戰略的高度。他認為，抗日游擊戰爭“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這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爭取最后勝利的必由途徑。”

抗戰初期，美國《民族周刊》登載過一篇題為《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的關鍵》，作者為史德華。該文寫道：“用大軍去對抗，中國遲早是要吃虧的。幾千人一組的游擊隊深入日軍后方活動，實在比津浦平漢線的主力大軍還易使日軍感到棘手。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日本的戰線愈延長，游擊戰術愈足以摧毀他們的力量。”“近年來最善運動游擊戰術的，恐怕算是中國的共產黨。”

一些外國軍事專家對游擊戰的戰略作用深表認同，如美國軍事評論家威爾納在《日本大陸戰略的危機》一文中就贊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地方的游擊戰能夠擔當游擊戰在中國將要而且能夠擔負的戰略任務。”

美國人對游擊戰的關注，從中國紅軍時期就開始了。抗戰全面爆發前夕，美國記者尼姆·威爾斯(斯諾夫人)采訪朱德總司令是怎么創立游擊戰的。朱德告訴她，一是得益于蔡鍔將軍的直接訓練，二是率部駐守在中國與法屬印度支那交界地區剿匪時學會了特殊的游擊戰術。“我把這種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里得到的知識結合起來。”“后來對紅軍非常有用。”

抗戰時期，毛澤東、朱德等人民軍隊將帥在紅軍游擊戰理論基礎上，又加以新的創新，具體體現在《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抗日游擊戰爭》《八路軍半年抗戰的經驗與教訓》等經典文獻中。抗戰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先進軍事理論發揮了驚人的效力。抗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作戰12.5萬多次，消滅日軍達52.7萬余人。從1938年到1945年8月間，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共抗擊日偽軍的兵力始終占全部侵華日軍的58%以上，偽軍全部兵力的90%以上，而且這還不算東北抗聯抗擊的日偽軍。

正如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人員所指出的那樣：“中共軍隊從1941年以來沒有得到任何供應，完全靠自制和從日軍繳獲的武器武裝自己，卻抗擊了大部侵華日軍。”共產黨人“經受了不僅比中國中央政府部隊所承受的更加持久的敵軍壓力，而且經受了蔣(介石)所施加的嚴厲封鎖”“他們渡過難關，更加壯大了”“這種非凡的活力和力量的成因是簡單而帶有根本性的。這就是群眾的支持和群眾的參加。”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燕京大學的英國教授林邁克(曾任英國大使新聞參贊)，進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為八路軍先后擔任通信教官和無線電通信顧問，目睹了八路軍的敵后抗戰，他認為“在根本沒有外界援助的條件下進行的中共領導的抗日戰爭，應該被稱作當代最有戰斗力和抵抗力的勝利戰爭。”

美軍觀察員學習抗日游擊戰術

抗戰初期，美軍派出過海軍陸戰隊的指揮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作為美國政府代表多次訪問敵后抗日根據地;抗戰后期，美軍又派出“延安觀察組”，美軍觀察員同八路軍一起長途行軍、看八路軍打仗，零距離研究八路軍的戰略戰術。他們都認為，中國用來抵消日本現代化軍事裝備優勢的最好辦法就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全面抗戰”和游擊戰術。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卡爾遜在海軍陸戰隊中，用學到的八路軍的作戰經驗，訓練一支精干的海上游擊隊——海軍陸戰隊第二突擊營，羅斯福總統的兒子詹姆斯·羅斯福少校被委派為他的助手。這支海上奇襲隊于1942年8月在吉爾貝特群島的梅金島登陸突襲日軍成功。接著在瓜島戰役中，突擊營又一次大顯身手。在歷時一個月的戰斗中，卡爾遜所部在叢林山地行軍450英里，伏擊敵人30次，殲敵500人。一位海軍陸戰隊史學家稱之為“海軍陸戰隊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作戰巡邏”。卡爾遜因戰功第三次獲海軍十字勛章。美國《生活》周刊曾以“中國游擊戰的學生卡爾遜和他的突擊隊”為題，介紹了卡爾遜作戰思想形成的過程。

美軍延安觀察組的布魯克·多蘭上尉于1945年1月到晉察冀九分區體驗了地道戰的威力。日軍獲知九分區來了個美國軍官后，出兵襲擊，準備活捉美國人。多蘭隨八路軍迅速鉆入地道。日軍用鎬和鋼釬挖鑿地道，打罵槍殺群眾，向地道中放水、灌煙、投毒瓦斯，這一切都沒有奏效。惱羞成怒的日軍逼問房東大娘美國人的下落，接連剁下大娘4個指頭，她依然搖頭不語。日軍無計可施，最終被迫撤走。多蘭獲救后，他向楊成武司令說：“冀中的地道是萬能的，冀中的老百姓頂好頂好，中國一定會勝利！”

日軍公開承認八路軍的游擊戰術很厲害

有趣的是，日本防衛廳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公開承認八路軍的游擊戰術很厲害，厚厚的兩卷本從頭至尾，談的大多是怎么對付中共軍隊，如何恢復“治安”，而日軍大為頭疼的是“治安”越來越惡化，最終僅剩下城鎮的“點”和交通的“線”，而廣大的農村“面”幾乎都被八路軍所占領。

侵華日軍在陷入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的時候，為扭轉戰局，曾大批訓練特種部隊，其教程中《游擊戰條令》第65條就提出：“游擊部隊應按敵之進退擇機行動，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這幾乎就是我軍游擊戰十六字決的盜版。然而，建立在人民群眾支持之上的游擊戰之真諦，作為侵略者的日本軍隊是斷然學不會的。

當年的日軍大本營參謀山崎重三郎在題為《毛澤東游擊戰略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文中寫道：“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

由此可見，敵后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作用是實實在在的，對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發揮的作用和威力，已走出國門，發揮了不可低估的國際價值。抗日游擊戰爭作為抗戰的寶貴財富，今天仍是值得我們需要深入學習研究、發揚光大的國家記憶與歷史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