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豹，1916年冬出生在福建省仙游縣城東鎮土寨村。出生時，迎接他的不是鮮花和歌聲，而是寒冷、饑餓和父母親無奈的嘆息聲。富人家添丁歡歡喜喜，大擺宴席；窮人家生子歡樂之中卻帶著憂愁。為了維持生計，父親起早摸黑租種地主的土地，母親克勤克儉哺育幼子。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孩提時期的張元豹非常體諒父母的苦衷，自覺幫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務事。張元豹非常羨慕那些背書包上學的孩子，但他深知自己的家境，不敢向父母提出上學要求。后來在親人的資助下，張元豹才實現了上學的愿望。

1923年，張元豹在家鄉的小學讀書，由于他勤奮好學，成績優異，未念完小學，便提前進入仙游公立中學就讀。在學校里他樸實寡言，不茍言談，但與同學的關系卻十分融洽，同學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阿豹”。有一次勞動課，老師不在場，一些同學趁機偷閑嬉鬧，而張元豹卻不聲不響，揮舞鐵鋤，動作利落，半個小時就將凹凸不平的操場修平了一大片，深受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

張元豹從小就善惡分明，且極有主見。他在上中學時，學校緊靠西門兜城墻，城墻外就是西門兜刑場。每當西門兜刑場行刑時，許多同學就好奇地爬上城墻觀看行刑，而張元豹卻平靜地對同學們說：“被槍決的都是農民，有什么好看的！？”當時，學校隔壁是仙游較著名的王元龍占相館，同學們有空時就去旁聽和觀看占相，還把占相術渲染得奧妙神奇。而張元豹卻說：“我不相信，哪能一相定終生，一占知休咎呢？”

初中畢業后，張元豹進入仙游縣中附設的高師班讀書，由于家庭經濟拮據，只能且耕且讀，每天早晨上學前和下午放學回家后，都得去幫助父親耕作，年長日久，從無間輟。1930年高師畢業后，到革命氣氛濃厚的仙游壩下小學任教。他很快參加了革命互濟會，并積極參與由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的農運工作。1932年，張元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3年夏，調到中共莆屬(閩中)特委機關工作，當時特委正在組建共青團莆田中心縣委，便安排張元豹在共青團莆田中心縣委工作。1934年3月，中共莆屬(閩中)特委又委任張元豹為共青團莆田中心縣委書記，除了負責莆、仙兩縣團的工作外，還兼任農運工作。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國民黨憲兵破獲，市委書記陳之樞等人相繼被捕叛變。由于莆屬特委隸屬福州中心市委，所以，福州中心市委的暴露，立即波及莆田、仙游兩縣中共地方組織。叛徒馬上率憲兵從福州趕到莆田、仙游，抓捕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致使莆仙兩縣的黨團組織在短時間內均遭嚴重摧殘。張元豹因事前不知消息，結果在莆田郊區廷壽村被捕。在憲兵押送張元豹回莆田城里的途中，他趁群眾圍觀之機，迅速撞倒憲兵后逃入人群。憲兵見狀立即鳴槍示警并奮力追趕，一時秩序大亂，人馬混雜，加上憲兵系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而張元豹輕車熟路，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并連夜逃回仙游。由于仙游的黨、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于是，張元豹通過親友的幫助，秘密離開仙游前往廈門，又從廈門輾轉到新加坡，最后漂泊到馬來亞霹靂州把巴埠的華僑小學任教。

作為共產黨員的張元豹，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國，時刻注意閩中革命形勢的發展，同時，仍然不懈地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努力工作。在1935年到1936年間，張元豹經常撰寫進步文章，投稿《中華晨報》副刊，因而結識了一批有志之士，并同馬共中央的領導成員、《中華晨報》的主編取得聯系，恢復了組織關系和革命工作。同時，張元豹還同從閩中逃往馬來亞的其他中共黨員取得聯系，同他們一道撰寫時論和具有革命內容的文藝作品，經常在《星洲日報》、《南洋時報》等報上刊登進步文章，擴大革命思想的影響。

1937年上半年，中共閩中特委遭破壞，閩中特委的主要領導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張元豹獲知消息后非常震驚，一方面撰寫文章，指責國民黨福建當局大敵當前、同室操戈，做了親者痛、仇者樂的蠢事；另一方面積極組織在馬的共產黨員和同鄉會，積極捐款，進行營救。

七七事變之后，全國上下抗日救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作為炎黃子孫的海外僑胞也紛紛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為了適應新的斗爭形勢，張元豹辭掉小學教師職務，開始他的職業革命生涯。自1937年下半年起，他天天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為祖國抗戰奔走在霹靂的各埠之間，居無定所，食無定時，饑一頓飽一頓，當時馬共黨供給他每月8元叻幣的生活費。經濟上的困難，并沒有影響他從事革命的熱情。后來，張元豹應邀兼任《星州時報》駐霹靂州的特約記者，每月增加了二十幾元的稿費收入，生活才有了基本保證。而當時由于工作實在繁忙，連寫稿的時間也擠不出來，生活難以為繼，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張元豹才接受馬共中央付給的每月十幾元的生活補助費。

1938年秋，為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馬共中央決定在霹靂州召開抗援代表大會。作為霹靂州馬共地方組織領導人的張元豹任務更加繁重，從會議經費、人員組織、會議地點、后勤保障、安全保衛等一系列工作都進行妥善安排，以確保代表大會萬無一失。由于張元豹的出色工作，會議開得圓滿成功，受到馬共中央領導和社會各界的好評。張元豹也因工作積極、成績顯著而被補選為馬共中央委員兼任宣傳部長。從此，張元豹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他按馬共中央的分工，負責馬來亞的文化界救亡工作，并兼任新加坡的工人運動。

1940年6月，張元豹根據馬共中央指示，著手籌備馬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于是，他借用了中嶺魯新住宅區的宿舍作為馬共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的會址，結果因偶然事件，被英國警探偵悉、圍捕。由于當地居民的極力掩護，張元豹方才脫險。1941年，張元豹因長期勞累，積勞成疾，患了肺病，身體每況愈下，但他并沒有因此停止工作，也沒有將病情向組織上匯報。后來因身體明顯消瘦，并在同志們的一再追問下，張元豹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肺有點小毛病，沒大事”，仍然帶病堅持工作。

1941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的不斷擴大，戰火燒遍東南亞各國和地區。同年底，日軍加緊對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入侵，新、馬面臨淪陷的境地，整個新加坡的局勢不斷惡化。為了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斗爭，驅逐入侵之敵，馬共中央委員會決定將已經暴露的同志轉移到馬來亞內地，組建武裝，抗擊日軍。本來張元豹積極要求到內地去搞武裝斗爭，但組織上考慮他身體不好，決定讓他留在新加坡工作，他二話沒說，堅決服從組織安排。1942年，日軍占領新加坡，四處捕殺前馬共黨員，并株連全家老少。作為馬共中央委員的張元豹處境更加困難，他預感到自己隨時都有被捕和犧牲的可能，便提前做好各項準備工作。他交待自己的愛人做了最壞的安排。不久，由于叛徒出賣，張元豹的身份已暴露，但因未接到馬共中央的指示，又不便擅自離開工作崗位。結果，一天，當張元豹正在新加坡世界書局看書時，一群軍警突然而至，將他逮捕。

張元豹被捕之后，被關進新加坡四排大監獄。入獄后遭受日軍的嚴刑拷打，但他嚴守黨的秘密，堅貞不屈，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當時，由于監獄的環境惡劣，張元豹肺病復發，又得不到必要的治療，身體極度虛弱。加上戰亂期間，新加坡鬧糧荒。張元豹他們幾乎難以吃到大米飯，只能以香蕉皮充饑，不良的營養，加速病情的惡化。在嚴刑、重病和饑餓的三重煎熬下，張元豹奄奄一息。臨終前，他念念不忘革命工作，通過同情革命的華人獄卒，寄信通知未被捕的黨員，要求他們注意隱蔽，并提高警惕，鏟鋤叛徒，保存革命力量。1942年下半年張元豹在獄中病逝，被埋在四排坡后面的萬人穴上。

太平洋戰爭結束后，日本無條件宣布投降，新加坡也于1945年秋光復。為了探明張元豹的下落，其大妹及同鄉四處奔波尋找，但均無結果。

1947年老畫家、同鄉張霞和原閩中地下黨工作者張兆漢先后造訪新加坡，尋找張元豹。終于在新加坡馬共中央辦事處了解到張元豹的一些情況，證實“黃石(張元豹)同志，中央委員，宣傳部長，號伯羔，福建人，一九四二年被叛徒出賣被捕后，堅貞不屈，病逝獄中。”

新中國建立后，黨和人民政府為了表彰張元豹的革命功績，追認他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