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此時溥儀已經退位13年了，但按照《清室優待條例》，還仍舊住在紫禁城里，依舊保持著晚清舊制，還是可以給予其任命的一些官吏或差役，發一點“年終獎”的。王國維于1923年4月經溥儀聘任為“南書房行走”，自然也領到了這份獎金。

1924年2月5日，是舊歷新年。這一天，王國維在寫給羅振玉的信中提到，“節賞已下，明晨須入內謝恩”——這里的“節賞”，是指遜帝溥儀在過年時照例發給的賞金。雖然此時溥儀已經退位13年了，但按照《清室優待條例》，還仍舊住在紫禁城里，依舊保持著晚清舊制，還是可以給予其任命的一些官吏或差役，發一點“年終獎”的。王國維于1923年4月經溥儀聘任為“南書房行走”，自然也領到了這份獎金。

大年初二，王國維入宮叩拜溥儀，行“入內謝恩”之禮。除了叩謝皇恩之外，他還連夜修書一封，感謝遠在上海的蔣汝藻。原來，就在除夕當天，他收到了由蔣氏托興業銀行送來的一份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的“賀禮”——黃綾裱《觀堂集林》一部(這是專門給皇上特制的)、連史紙大開本特制《觀堂集林》四部(這是送給宮內同僚大臣們的)、普通竹紙《觀堂集林》三十部(這是可送人也可銷售的)；共計三十五部剛剛印制完畢的樣書。他鄭重地挑出那唯一的一部“進呈本”，用于大年初二的“入內謝恩”，誠惶誠恐的敬獻給溥儀去了。

事實上，由蔣汝藻監印的《觀堂集林》20卷本，是唯一一種王國維生前親自審校過的版本，學術界通稱為“蔣本”；它有別于在王國維逝世后，經羅振玉、趙萬里編校的《觀堂集林》24卷本。這部“蔣本”的版本價值自不待言，關鍵是在1927年就投湖自殺的王國維生前，能親眼目睹這部集大成之作的問世，本身也是一樁令其終生難忘的書緣。試想在新春佳節之際，能看到自己的著作以三種不同裝幀方式印制完畢，此時此刻的王氏心情，一定是激動到想哭了罷。

過年得皇帝節賞，入宮獻黃綾新書——王國維的這個新年過得既氣派，又有品位，自然毋庸多言。溥儀的心情也頗佳，御筆一揮，畫了一幅牡丹圖，讓王氏為這御筆畫題上幾首喜慶贊頌詩。他一口氣寫了九首《題御筆牡丹詩》，雖是純為御用而定制，卻在“普天頌圣”的同時，也看得出他自己的“春風得意”。

接下來，君臣互動，氣氛熱烈。溥儀又一下子畫了四幅花卉，有碧桃、牡丹、藤蘿和桂菊海棠。南書房里，王國維也一一為御筆畫題了四首詩。接下來，他又為同僚、王爺們題詩多首，甚至還為南書房的太監朱義方也題了詩，忙得不亦樂乎。這儼然已不再是“人間詞話”里的氣象，而是頗有些“天子門生”的意氣了；此刻，他從金石甲骨的古學堆里鉆了出來，在這遍是御筆奇葩的南書房中，活得格外春風得意了。

在給蔣汝藻的感謝兼賀年的信中，除了開篇即送上“獻歲發春，敬維起居多勝”的吉祥祝語之外，王國維還迅即表示，他將與友人、書商們接洽，投入到新書的銷售工作中去。信中稱“待與森玉、叔平接洽后，能銷若干……再交富晉可也”。這里的“森玉”，是指徐森玉(1881—1971)，浙江吳興人，是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叔平”，則是指馬衡(1881—1955)，浙江鄞縣人，字叔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金石考古學家；時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徐、馬二人皆與王國維有過學術交流與交往，《觀堂集林》請二人在學術圈子里、大學師生中予以推薦，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而信中提到的“富晉”，則是指北京著名的富晉書社，冀州人王富晉(1889—1956)開辦的這個書社，活躍在京滬兩地，不但收購各類古籍，也兼營各類書籍的代銷。這位書商與蔣氏有過交道，也曾登門拜訪過王國維，托其代銷事，蔣、王二人之前也早有商議。

由此可見，王國維對資助其出書的蔣氏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更要以實際行動來支持該書的銷售，以期盡可能多、盡可能快地回款給蔣氏，以沖抵印制成本。即使在春節期間，這位大學者也沒有只顧著居家歡度佳節，或者埋首于學術研究；他一方面要忙不迭地“入內謝恩”與訪友賀年，另一方面還是要將自己新書的銷售渠道進一步落實。

看來，1924年的春節，這樣一個90年前的春節，王國維不但有得到皇帝“節賞”之喜，更有自己新書出版之喜，可謂雙喜臨門，大吉大利。一面要在宮里張羅著，題詩寫字，給皇上過個有文化味的年；一面還得給出版商、書商和文化人們拜年，雖沒搞讀者見面會和新書發布會，可還得商議著來年的新書碼洋怎么運作。忙雖是忙了一點，但確也忙得不亦樂乎哩。王國維的這個春節，過得挺帶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