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與“性”有關的話題總是傳得沸沸揚揚。這不，不管是微博還是朋友圈，通奸都成了非常熱衷的話題。

這里，就來為大家八一八發生在古代中國的幾件官員通奸案。

西漢時期有一個音樂家，叫李延年。他歌唱得好，“每為新聲變曲，圍者莫不感動”。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他還有一個“妙麗善舞”的妹妹。妹妹被漢武帝看中了，召集到后宮，立為夫人。李延年因此而發跡，被封為協律都尉，管理樂府。人說“德藝雙馨”。李延年的“藝”沒得說，“德”上面就欠了些功夫。他居然與一位良家女子勾搭上了。漢武帝知道后，勃然大怒，絲毫不給這位大舅子的面子，處以宮刑——沒收了“辦案”工具。

沒想到，李延年的弟弟李季也有同好。李季在后宮行走，日子久了，便與宮女暗通款曲，做出淫亂事情。漢武帝火就更大了，下詔誅了李延年、李季兄弟宗族。

你看，通奸通得命都丟了，這代價未免也太大了吧？對，在秦漢時期，對于通奸罪行的處罰都趨于嚴厲。秦始皇在著名的《會稽刻石》上明文規定：“夫為寄豭，殺之無罪。”意思是說，如果妻子發現丈夫與人通奸，殺了也不承擔責任。據漢代墓葬出土的張家山竹簡記載：“諸與人妻和奸，及其所與皆完為城旦舂。其吏也，以強奸論之。”普通人通奸，男的去修城，女的去搗米。如果是官員通奸，則按強奸罪論處。

到了唐、宋時代，對于通奸的處置寬松起來，不再動不動就喊打喊殺。唐朝法律規定：“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這就是說，通奸者判罰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如果已成婚，則加刑半年，變成了兩年。《宋刑統》規定：“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跑到別人家里去通奸，僅僅是打40大板。后來又規定“奸從夫捕”。即謂，妻子與人通奸，要不要告官處罰，以丈夫的意見為準。丈夫愿意戴著綠油油的帽子，政府也不會來多管閑事。

不過，宋朝法律對官員通奸的處置還是比較嚴厲的。《宋刑統》規定：“諸監臨主守，于所監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官員與民女通奸，是要罪加一等的。

舉一個例子。宋神宗元豐年間發生了一起通奸案。當時，朝請大夫、登聞檢院王珫和兒子王仲甫與大理寺評事石士端之妻王氏通奸，敗露后，宋神宗批示從輕發落，但監察御史朱服馬上彈劾：“珫父子同惡，行如禽獸……今有司雖許令厘務，而珫略無愧恥，遽請朝見。”硬是通過大理寺審判后，摘掉了王珫的官帽，放歸田里。

這事兒還沒完。王珫在被審訊時，供出了宰相王珪之子王仲端也與此案有關。審理此案的大理寺丞王援懼怕王珪父子的勢力，沒敢深究，草草結案。結案未久，知諫院舒亶便站出來舉報說，王仲端與通奸案有涉。宋神宗大為光火，任命御史復鞫通奸案。最后，王仲端、王援均被處罰。

如同文史學者吳鉤所言，中國歷史上通奸罪罰的演變趨勢呈現出一個“U”形軌跡：前期重罪化，中期輕罪化，后期又重罪化。的確，經過較為寬松的唐、宋時代，到了元明清三朝，對通奸的處置又嚴厲起來。

明朝明洪武九年(1376)，太祖朱元璋修建勤身殿。有人向他報告，說一位官員與工匠的老婆通奸。朱元璋立即將這位官員處以宮刑。不僅如此，朱元璋還下令把2000多名工匠全部閹割。好在有人竭力勸諫，這些工匠才避免了飛來橫禍。朱元璋痛恨通奸的官員，幾乎到了變態的程度。

俗話說，上有對策，下有政策。既然朝廷對通奸處罰嚴厲，那我就將通奸女子娶進家門。豈不皆大歡喜？別說，還真有人這么做了。

清朝嘉靖年間，浙江衢鎮左營一個軍官陳邦太，與民婦程方氏發生了茍且之事，開始擔心自己的官帽子了。他托關系弄了一個假戶口，將“明媒正娶”程方氏。但是由于同僚揭發，還是沒有逃脫處罰。為什么呢？清朝法律中有這么一條：“官吏奸所部妻女，加凡奸罪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