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南云樓風波”之后，魯、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決裂。

1929年8月28日魯迅日記：“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同日林語堂日記：“此人已成神經病”。那么，二人當天究竟發生了什么？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于兩人在日記中互指對方為“神經病”呢？

根據魯迅日記中的回憶，當天的大致情形已經明了。“小峰來，并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這即是所謂的“南云樓風波”，后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這一次風波之后，魯、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決裂。

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稱這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沖突”。據郁的描述，當時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林語堂也起身申辯，氣氛十分緊張，郁達夫一面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語堂夫婦走下樓去。當天，林語堂在日記中也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病。”究竟有怎樣的誤解？

直到林語堂在四十年后作《憶魯迅》一文時，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幾乎跟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過敏所至。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于北新書店的老板李小峰，說他對作者欠賬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說了附和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說他。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鐘。幸虧郁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波，也就安然流過了。”

而在這場風波的一個星期之前，魯迅的《關于“子見南子”》，多少還是有點力挺林語堂的味道在里邊。事實上，二人關系一直不錯，年齡相差14歲的魯、林二人一直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系。1923年夏，林語堂從歐洲留學歸來，由胡適引薦受聘于北京大學英文系，此時的北大教授已為兩派，一派以周氏兄弟為首，一派以胡適為代表。林語堂與胡適私交甚好，卻出人意料地加入《語絲》，站到魯迅旗下。那時多少還有點書生意氣的林語堂，與魯迅的銳利相得益彰;魯迅也對此積極回應，并兩次致信林語堂，將林引為同志。

南云樓風波，之所以會因為一場誤會而瓦解二人的友誼，恐怕還不單單是個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講，還是道不同不相與謀。

在此之后，魯迅對林語堂批判逐漸增多。早在1926年，魯迅就曾以《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對林語堂“公平競爭”思想的反對意見，只不過行文尚比較客氣，基本上屬于商討+引導的調子。而之后的《罵殺和捧殺》《讀書忌》《病后雜談》《論俗人應避雅人》《隱士》等，則完全鋒芒畢露，幾成冤家路窄之勢。而林語堂也有《作文與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時的誠惶誠恐一樣，魯迅也曾經是林語堂崇敬的對象。不過，林語堂在生活志趣上的個人感悟與路徑，畢竟與孔子和魯迅都迥然不同，魯迅有性格、有血肉，而不可能只做“圣人”。

林語堂在《做人與作文》一文中，直截了當地讓“魯迅”這一符號去神圣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評說。他說：“你罵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的地位，能不能有這樣的操持。你罵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鏡子，做個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潔自守，興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罵完了，只剩你一個人，那豈不是很悲觀的現象。我問魯迅：‘你打算怎么辦呢，現在？’‘裝死’便是他的回答。”肖伊緋職業作家，獨立學者，已出版《在高盧的秋天穿行》、《民國達人錄》等十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