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康有為想在巴西建立新中國：將一部分中國人“移民”，在中國境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康有為認為這是個“絕世良策”，關(guān)系著中國“種族生存”問題。

《大清律例》：“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

《大清律例》：“捏造言論，錄報各處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大清帝國的“言論”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一樣熱衷于天南地北胡說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國存在一種專供民間人士“自由言論”的公共場所——大清帝國所有城鎮(zhèn)中風險最小、成本最微、收入最穩(wěn)定的生意就是找個敞亮的地方開一間專供閑聊的茶館。同時，所有的中國人幾乎生來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說八道，什么連說都不要去說。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覺、言論最規(guī)范的國家。

突然，皇上說“開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對他的子民們說：官紳士民有什么話就說出來吧——言論自由，恕爾無罪！

就在穿著各色軍裝的洋官洋兵們忙著在大清帝國的各個海岸港口登陸和懸掛國旗的時候，帝國的知識分子們正在全國掀起一個全民辦報的熱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種類似大傳單的東西滿天飛舞，讓幾千年來一直敬重著紙張和紙張上的字的中國人突然覺得有點不吉利，因為這樣的情形讓他們想起了出殯時漫天飄蕩的紙錢。

在那個有關(guān)“言論”的暫短的黃金般的日子里，因辦報而著名的城鎮(zhèn)就有上海、天津、廣州、長沙、桂林、澳門、重慶、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國的都城，官氣陰重，報紙少些，只有《中外紀聞》和《官書局匯報》較有名氣，而這兩個報名其實又是一張報紙先后使用的名稱。《中外紀聞》為康有為創(chuàng)辦，雙日出報，除了選載其他報紙的文章之外，報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啟超之手：《地球萬國說》、《通商情形考》、《地區(qū)萬國兵制》、《萬國礦務(wù) 考》、《鐵路通商說》、《鐵路工程說》、《佃漁養(yǎng)民說》、《農(nóng)學略說》、《農(nóng)器略說》、《鑄銀說》、《西國兵制考》、《報館考略》……《中外紀聞》在創(chuàng)刊35天之后，被帝國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締的原因很簡單：這不是一份一般的報紙，這是一份政治團體的“機關(guān)報”。

以“學會”的“學術(shù)”性質(zhì)掩護政治目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讖緯妖書妖言傳用惑眾”——帝國的政治對知識分子的警惕和厭惡從此而來。

1898年即將來臨的時候，散布在大清帝國國土上的各種“學會”達五十多個。京師的“強學會”就是由殿試和朝考失敗后心情惡劣的康有為發(fā)起成立的一個最著名的學會。就憑發(fā)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個有明確政治目標的組織，而無論是其組織形式和運轉(zhuǎn)方式，實際都已如政黨的雛形，而在大清帝國，“結(jié)黨”是極其危險的。這個“強學會”幾乎可以稱作是“貴族俱樂部”，會員全部是高層知識分子和政府各級官員。工部主事康有為為負責人，文人梁啟超是書記員，而會長則是戶部郎中、軍機處章京陳熾，會員包括文廷式、沈曾植、 丁立均等帝國朝廷命官，其中還有后來成為中國近代著名軍閥的徐世昌和袁世凱。在“強學會”的贊助者中，不但有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和直隸總督王文韶這三位幾乎控制著帝國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們各捐了五千兩銀子，而且還有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甚至連李鴻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戰(zhàn)爭的總指揮和《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者，“強學會”的成員們殺他的心都有，怎能讓他“入伙”？于是“堅拒”。

更為奇特的是，“強學會”得到了洋人們的堅決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強學會”的骨干分子，連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也是學會會員。

“強學會”的“會序”出自康有為之手，它不但猶如一個政黨的宣言，而且還是一篇“騷體”的美文。在美麗的對仗之后，歌頌著中華疆土之廣闊，物產(chǎn)之豐盈，人口之眾多，氣候之適宜，全球無比。最后，號召大清帝國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們，團結(jié)起來，向德國學習！向日本學習！

這是明目張膽地在發(fā)動群眾。

查封“強學會”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義下達的。有人說這是慈禧強迫皇上這么做的，因為所謂“查封”實際被落實為了“改組”：“強學會”改稱為“官書局”，《中外紀聞》變成了《官書局匯報》——如果要查封一個有一定勢力和影響的民間組織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辦法是把這個民間組織“轉(zhuǎn)正”，讓其成為一個吃“皇糧”的衙門，組織中的許多人因此能夠成為衙門的官吏，這是帝國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個一用再用而且屢試不爽的絕招。

失望的康有為只有再給皇上寫信！

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康有為主張在帝國政府機構(gòu)中施行“議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緒皇帝是否知道“議院制”是個什么東西，僅從康有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這個建議的舉動，就可以看出帝國知識分子的思緒有多么的飛揚，而他們的理想和帝國現(xiàn)實之間的差距有多么的驚人——在大清帝國的紫禁城里設(shè)立參、眾兩院，能夠如此設(shè)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進士了。

大清帝國的知識分子是這個世界上最神經(jīng)質(zhì)的一群人，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什么人的心理會遭受到如此殘酷的折磨了：他們對帝國的態(tài)度如同對祖國的情感一樣，不斷遭遇在大起大落驟喜驟悲的旋渦中——昨天還頂禮膜拜心馳神往，今早又熱淚迸發(fā)咬碎銀牙。試問哪個肉體凡胎的神經(jīng)能始終受得住如此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為從上海啟程進京，身上帶著一份他認為是極其重要、關(guān)系著中國“種族生存”問題的文件：將一部分中國人“移民”，在中國境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

康有為設(shè)想建立新中國的地點是：南美洲的巴西。康有為設(shè)想建立新中國的目的是：“開巴西以存吾種”。

在大清的亡國事實就在眼前的時候，康有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為免瓜分之禍，保中華之種族”，終于想出來了“移民”這個絕世良策——即使中華國土淪亡了，轉(zhuǎn)移出去的中國人，依舊可以建立一個“中國”。

康有為真的專門為這件大事去找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至少他還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員的協(xié)助。李鴻章聽了這個建議，居然鎮(zhèn)靜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說，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還在巴西國內(nèi)，等他來到中國再研究。至于巴西公使什么時候來中國，不知道。——李鴻章把康有為客氣地送出門了。

為什么選擇遙遠的巴西？當時的中國人有幾個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叫巴西的國家的？

請聽康有為的解釋：“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jīng)緯度與吾近，地域數(shù)千里，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八百萬，若遷吾民往，可以為新中國。”(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康有為什么都想到了，惟獨沒有想到一個問題：人家巴西國愿意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