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蘇州工人與市民發動“織傭之變”，這次民變起于萬歷年間臭名昭著的礦稅。趙翼《廿二史札記》記，礦使稅監“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生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癰已遍天下矣”。

時間是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點是蘇州玄妙觀。憤怒的工人與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如烏云般聚集。一連三日，不呼而集者萬人。為首六十人，名曰“團行”;六十人之首腦葛成，一位外來務工的農民工，攘臂而起，手執蕉葉扇，率眾誓神，一呼而萬人響應。

六月初六，民變者如山川奔騰般涌上街頭，史稱“織傭之變”。上午，民變者在滅渡橋捶斃正向賣瓜賣米者征稅的參隨黃建節，午間又擊斃徐怡春，之后分別沖向閶、胥二門，四處毆殺稅官，乃至縛而投之于河。

明神宗迫于嚴峻形勢，以“撫”為基調，溫柔結案：“蘇州府織房機手，聚眾誓神，殺人毀屋，大干法紀。本當盡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懷一絲，只破起釁之人，不及無辜一人……原因公憤，情有可矜。”只收監領頭者葛成，不及其余。而葛成在關押13年后，經巡按御史房壯麗特請矜宥，被釋放回鄉。出獄后，吳人敬之若神圣，尊稱為“葛將軍”。一場因抗稅而起的民變，至此以較和諧的結局收場。

蘇州之民變，起于萬歷年間臭名昭著的礦稅。趙翼《廿二史札記》記，礦使稅監“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生變。迨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癰已遍天下矣”。萬歷間，因連年用兵和大興土木，出現嚴重財政危機。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先后以采礦、征稅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擔任礦監、稅使，從此中官四出，荼毒天下。不數年間，鈔關遍布大江南北，運河、長江沿岸尤甚，造成重征疊稅。稅使所至，害商擾民，搜刮民財無算，且形成由地痞惡棍集合、披著稅務外衣的黑惡勢力，各地城市與商業經濟受到極大影響，工商業倒閉者甚眾。

猛于虎毒于蛇的礦稅苛政，終于在全國各地城市廣泛引發民變。除了1601年蘇州織傭之變，此前還有1599年臨清萬人抗稅，此后還有1602年蘇松地區機戶官文以揭帖“君無戲言，稅監可殺”煽動的劫掠騷亂，1603年杭州機戶大規模罷工、逃亡的群體性事件等等。直到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臨終遺詔罷除礦稅才告一段落，但因大饑荒等而起的農民暴動，又接踵摩肩，明朝終于覆滅。故趙翼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乾隆帝也評論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鉆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

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馬歇爾法官說：“征稅權包含有毀滅的力量”。1601年的蘇州民變，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倫理話題：當稅收這種關系民生至要的國之重器被濫用時，抵制甚至抗擊“惡稅”，便會成為在人民中達成共識的正當防衛，進而激發民變。

關于晚明城市民變，學者巫仁恕有系統研究。他認為，晚明因抗稅而起的民變，乃是一種“發生在城市，與城市居民有關，而且是在城市環境中塑造出來的集體行動”(集體行動的概念，源于查爾斯·蒂利，主要泛指人們為追求共同權益而集聚的行動)。引發城市集體行動的原因，和農民叛亂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為了生計，有時也跟貧富差距、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的族群沖突有關。但城市集體行動與農民起義也有本質的區別：城市百姓的抗爭，容易安撫，因為他們通常還能勉強生存，沒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訴求;而徘徊在死亡邊緣的農民，一旦起義，常會演變成推翻朝廷的風暴。簡單地說，城市民變雖有抗爭，并不顛覆，“他們反官員，但不反皇帝。”

在我看來，晚明城市因抗稅而起的民變，已然內含公民不服從的興味。所謂公民不服從，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約有三個源頭———蘇格拉底、梭羅、馬丁·路德·金，而在羅爾斯的論著中得到系統歸流。依照羅爾斯的定義，公民不服從，乃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違反法律的行為，其目的通常是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發生一種改變。它訴諸的是構成政治秩序基礎的共有正義觀。一般而言，公民不服從有兩種方式，直接或間接。直接的公民不服從是直接違反要抗議的法律，如上文提到的杭州機戶罷工及逃亡;間接的公民不服從則是不但違反要抗議的法律，而且通過違反其他法律來引起社會注意而表達自己的抗議，如蘇州民變中人們使用暴力手段，毆打乃至殺戮稅吏、稅棍，違反的已不只是稅法而且是刑律。

風可以吹起一片枯葉，卻無法吹走一只蝴蝶，因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順從。而公民不服從的力量，可以緩，也可以急，為政者須深思。